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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于共和制度的信心很高，以为有了它就可以保障资产阶级的地位，同时他们也看不出在革命胜利以后己同其他拥护共和的人有什么区别，所以他们在各党各派纷纷活动的状况下反而拿不出什么积极的办法来加强本身的力量。
可是立宪派就和革命派不同。
立宪派一方面加紧表现他们是共和制度的拥护者，另一方而始终不忘记他们同革命派在政治上的分歧，处处提防革命派排斥他们。
立宪派觉得他们自己的力量也是薄弱的，为了不受革命派排斥，并且进一步排斥革命派来稳定自己的地位，就力求同旧势力结成反抗革命派的联盟。
这就是说，尽管革命派处处拉拢立宪派，而立宪派并不同革命派团结一致，因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是分裂的。
在这种情形下，袁世凯代替孙中山，北京临时政府代替南京临时政府，旧势力代替在革命中兴起的新势力，就成为毫不足怪的事情了。
上面所说的在革命理论、革命组织、革命武装、革命政权这几个革命的基本问题上缺乏准备和指导上的错误，都是辛亥革命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些都是留给我们的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
但是我们在评论辛亥革命的时候，如果仅仅看到它的弱点，仅仅把它看做是一个失败了的革命，那就不对，有许多事情也会因此而不可理解。
应当承认，辛亥革命尽管没有把封建主义打倒，但是它已使封建主义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因为它推翻了清朝统治，最后地结束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
君主专制制度曾经在很长的时期中和在很大的程度是封建主义得以继续存在的条件，君主专制的无上尊严，实质上就是封建主义的无上尊严，它不容许对于封建主义的任何触犯，早已成为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
因此这个障碍的破除，就使民主主义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
从前皇帝自称为天子，如果有人说皇帝是强盗，可以打倒，别人一定把他看做疯子。
孙中山先生就曾经是一个被人家看做疯子的人。
相反，在辛亥革命以后，如果有人想做皇帝或者拥护別人做皇帝，一定也被看做疯子。
袁世凯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想做皇帝的人，张勋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想拥护别人做皇帝的人，他们都有武力做后盾，当初何尝不自认为有把握？可是一到要成大事的时候，马上就发现原来拥护他们的人只有身边的几个奴仆，或者某些同他们一样可笑的梦游人，所以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是辛亥革命的一个伟大的胜利。
当时人们眼看着这个制度崩溃下去，其兴奋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当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可以说都认为革命的胜利就是新生活的开始。
试看武昌起义以后立即出现许多党派，争取参加政府，它们的活动在现在看来固然有许多是很幼稚的，但是不容否认，这是民主精神高涨的反映。
特别是广大人民都欢欣鼓舞地迎接这个胜利，更是一种新气象。
列宁在肖时很称赞这种新气象，他在一九一三年《亚洲的觉醒》一文中说：“中国不是早就被称为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吗？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
如果不是革命打倒了君主专制制度，这种新气象的出现是不可能的。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木身的软弱，并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消灭封建主义的根基，更没有担当起反对帝国主义的重仟。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成为不可避免。
人们在经历了这次失败而有了觉悟以后，就要求补课，认为只有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打倒，中国才有出路。
但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必须寻求新的革命理论和新的革命途径。
当时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无产阶级已经逐渐成长和壮大起来，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开始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条件。
辛亥革命的胜利，也使五四运动成为不可避免。
因为人民在经过了这样一次天翻地复的变化以后，精神上和思想上获得了相当大的解放，敢于提出辛亥革命以前不敢提出的问题，并且比较容易地接受新的革命理谂。
所以我们说，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开辟了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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