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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U年春季我没有入学，痴心指望着很快地能再有一个回国参加斗争的时机。
但是过了半年，国内没有一点革命发动的迹象，而且袁世凯还修改了民元约法，解散了国民党以及国会，担任了终身大总统，许多北洋派爪牙也纷纷爬上了各省都督的位置，看起来袁世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我的归国希望暂时也不能实现，于是决心先埋头读书。
辛亥革命以前，1903年我初到日本时，决心要学一门科学，选的是电气工程。
1911年我弃学回国参加辛亥革命。
我原来学的是工程技术，但由于国事日非，只得经常从事革命活动，深深感到“所学非所用”
，于是这次进了巴黎法科大学，改学政治经济学。
亡命巴黎的两年多，看士了不少事情，接触了不少人物，长了不少见识。
这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交战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彼此疯狂地屠杀，整个欧洲沉浸在血泊中，好象一个大屠宰场。
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已暴露无遗。
同时，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盛行一时。
1903年我在日本东京曾经读过幸德秋水的《土会主义神髓》，感到这种学说很新鲜，不过那时候一面在学校紧张地学习，一面着重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对这种学说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放过去了。
这时，又重新看到这种学说，感到格外亲切。
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
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
这个远景虽然是美丽的，但是如何能够实现它？我们当前应该做些什么？我仍旧是茫然的。
我曾经和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谈起这些问题，李石曾认为：“我们只要搞教育，宣传互助、合作，传播这种美丽的理想，努力去感化别人就好了。
至于总统、皇帝及其他官职和议员，让人家去当没有关系。”
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我说：“教育、宣传工作固然要做，但是组织工作也要做，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团结和培养人才，是干不了革命的，你不去侵犯皇帝、总统，人家就要侵犯你。”
李石曾的思想是典型的克鲁巴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我从以往的革命实践中感到这种不要组织革命团体的主张根本是行不通的。
仅仅有一个美丽的理想，而没有一套实现理想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那又有什么用呢？因此，我在法国虽然接触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流派，但是它们并没有给我指明一条拯救中国的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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