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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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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海一直住到6月下旬才去广州。
途中经过香港。
这时香港的工人已经开始罢工，许多工人挤在轮船上，要回广州去。
码头上的货物堆积如山，无人搬运。
6月24日，我到达广州。
这天正是广州发生沙基惨案后的一天，群众都走上了街头，抬着血衣，高喊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
“五卅”
的影响是这样的深刻和广泛，全国人民的反帝怒潮，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我到了广州，找到廖仲恺先生，跟他谈了整顿四川国民党组织的计划，他非常赞成。
这时广州刚刚镇压了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正在酝酿把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
廖仲恺先生要我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再去四川，并且带我去参观了黄埔军校和其他地方，向我介绍了广州的许多情况。
黄埔军校是在我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这时廖仲恺任该校的国民党代表，周恩来同志任政治部主任，还有我们许多同志如恽代英、肖楚女等都在那里担任教官或其他工作。
所以我们去参观时，看到的是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担任主席，廖仲恺担任财政部长，胡汉民担任外交部长，许崇智担任军事部长，至于蒋介石还只是以黄埔军校校长兼任军事参谋长的职务。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但在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中，右派还有着很大的势力。
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继续发展工农运动，发展国民党内的左派势力。
这时整顿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工作已刻不容缓，我想回四川的心情更加迫切了。
7月初，我离开广州赴上海，准备取道长江水路入川。
临走时廖仲恺先生代表国民党中央给我一千元钱作为活动的经费。
这时，四川的国民党组织，正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内部派系很多。
特别是谢持、石青阳等在党内组织的所谓“实业团”
，借兴办实业为名，大种鸦片烟和做投机生意，在政治上又搞派别斗争，进行内战，影响极为恶劣。
谢持和石青阳都是西山会议派的要人，他们当时虽然没有在四川，但四川国民党重庆党部是归他们掌握的。
他们这帮人只顾借党营私，拒绝进步力量的集聚，以致党部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1925年8月15日，我到了重庆，先找重庆国民党负责人黄复生、朱之洪商量，提出整顿国民党的计划。
黄朱二人听了都摇头，说：“现在人家听到政治和党派就头痛，已经参加国民党的不过是挂个儿，没有参加国民党的，今后也未必肯加入。
你的想法倒不错，只怕是白费力气。”
我对他们说：“从前国民党的声誉，虽然被一些政客所玷污，但自从中山先生主张国共合作、实行改组国民党以后，情形就不同了。
今后正要我们好好地去整顿。
只要我们目标远大，做法正确，群众自然就会拥护我们，国民党的威信也就能够树立起来。”
黄复生反问我：“你看这一堆烂摊子，怎样整顿法？”
我说：“第一，要有一个严密的强有力的组织机构；第二，要培养一批效忠革命的干部；第三，要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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