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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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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東后，许多同志要我留在广州工作。
但是我觉得四川的国民党组织建立不久，急需继续巩固；而且四川省又是吴佩孚巢穴——湖北——的一个侧翼，假使把四川的革命工作搞好，对于行将到来的北伐，一定会起良好的作用。
基于这些原因，大会刚刚结束，我就匆匆地离开广州，回四川去了。
—路上为了宣传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精神，耽误了一些时间。
在上海、南京做了许多次讲演。
由于长期紧张工作，感到身体有些支持不了。
到达宜昌，需要换船，我一上岸在人力车上就晕过去了。
同行的熊晓岩先生把我扶到一个教堂的墙下，给我吃了一杯药酒才苏醒过来。
刚到重庆，又晕厥了一次。
大家把我送进医院疗养，我心里总是放不下四川党部的工作。
可是医院规矩很严，不准我走动，不准我会客。
同志们也怕影响我的健康，许多事情都不告诉我，因此我住在医院里什么事情也不知道。
那时，国民党右派更加猖獗起来了。
蒋介石开始暴露出反动面目，制造了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
。
诬蔑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不服调遣，擅入黄埔，阴谋暴动。
逮捕了李之龙和军队中的许多共产党员。
这是国民党右派对我们发动进攻的一个信号。
当时毛泽东等同志主张给右派以坚决的回击，可惜这个主张没有被采纳。
同时，西山会议派也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企图和广州的二次代表大会对抗。
到5月15日，蒋介石得寸进尺，又召集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什么“党务整理案”
，自己又当起了党的主席、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把党权、军权统统抓到自己手里。
各地的国民党基层组织里也刮起了一阵反共的逆风。
四川就有西山会议派的头子石青阳，在重庆另立一个省党部，天天找我们莲花池党部的人打架。
我住在医院里就看见许多被打伤的人，包着头，扎着绷带，不过我当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经再三追问，同志们才把实情告诉我。
我出院以后，决心组织力量，对右派进行反击。
我和杨闇公同志分工，他负责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农运动；我负责整顿国民党的组织，并在中上层和军队中进行活动。
当时刘伯承同志也在一起工作，我出医院后大部分时间就住在重庆浮图关刘伯承同志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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