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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香港后立即避居日本，准备经日本再到苏联。
我于1927年末与伯承等同志到了莫斯科。
1928年夏，伯渠同志也到了莫斯科，异国重逢，我们是多么感慨而又兴奋啊！
随后，我们一同入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国劳动共产主义大学）研究院，从此我们同吃同住，开始了有趣的学习生活。
在研究院的时候，我们两人合写了一篇有关中国土地问题的论文，目的是要驳斥托洛茨基派拉基卡尔说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没有封建主义的胡说。
我们每天一齐到列宁图书馆去看书，然后反复讨论，执笔为文。
次年2月，为了进一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又入这个学校的特别班学习。
这时何叔衡、徐特立等同志也来了，我们几个“老学生”
聚在一起，实在难得。
在学校，我们不但学到了马列主义的伟大理论，而且参加了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派的实际斗争。
我们一直同学到1930年毕业的时候。
这段学习生活，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现在想起来仍然是津津有味的。
学校毕业后，伯渠同志和我又相继都到海参威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教书。
这时，为了在华工中扫除文盲，我们以瞿秋白等人研究的成果作基础，和一些苏联语言学家一起制订了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方案。
在1931—1932年，我们曾两次召开新文字代表大会，对原方案加以不断的改进。
这一方案，对华工的扫盲和普及教育工作，确曾起过良好的作用。
伯渠同志为这一工作付出了很大的劳动。
伯渠同志于1932年回国。
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
伯渠同志素来就善于理财，所以他能在财经中发挥卓越的才能。
由于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招致了第五次反围攻的失败，红军不得不开始长征。
在长征途中伯渠同志又担负了总供给部长的重任。
我虽然没有参加长征，但我对创造人类奇迹的长征英雄特别是象伯渠同志这样的老英雄实在衷心地敬佩！
西安事变以后，伯渠同志在西安从事统一战线的工作。
自1937年起，他又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这时他不断往返于西安和延安之间，工作十分忙碌。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他利用了过去的国民党的关系特别是和程潜的关系，扩大了党的影响和力量，保护了不少的干部。
1938年我们又在武汉见面了！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又和当年捉拿我们的敌人合作。
但是，我们的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已经成熟了。
在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的活动中，我们不但要同汪精卫投降派作斗争，而且要同蒋介石顽固派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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