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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经典原著解读和初期的原理研究都是作为教科书改革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的从属而存在，以教科书改革为轴心，以经典原著解读和原理研究为两翼，构成了那一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创新的主要方式和主要图景。
与之相应，以教科书改革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为轴心，也造就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教科书学派。
此前，武汉大学李达先生的《社会学大纲》、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借鉴苏联培训班教材等，都已经在研究思路和理解方式上有了不同的差别。
20世纪60年代，当教育部秉承中央要求编纂6本教科书初稿（包括试用本），就在催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差异性理解的全国不同的学科群体，这是后来学派形成的最初基础。
虽然艾思奇领衔组织六本教材的中青年学者最后统编成了一本教材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除各个原初本的群体之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差别。
我们看到，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都在后来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系统研究路径和见解。
改革开放初期，教科书改革催生的教科书学派主要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派和吉林大学派，其主要领衔人物前者主要包括肖前、李秀林、汪永祥、陈先达等教授，后者主要是高清海教授。
之所以被称为教科书学派，不仅因为上述群体由于他们所主编的权威教科书而闻名全国，还因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学派对理论创新的教科书路径有先天的依赖性。
他们在一段时间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方式依然是教科书化的。
面对改革开飞速发展的新形势，他们的主要学术反应和在场方式之一就是修改教科书，用不断出新版的教科书来适应形势的变化。
李秀林主编的文科版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短短的20年间修订出版了5版。
每一版在章节内容甚至逻辑体系上都有新的变化，表明修订者敏锐的时代感和创新感。
但是，最终这一时代变化和创新的终极方式依然皈依某种修订版教科书。
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和路径立世，并成为影响卓著的学者，然而也深深地受这一路径束缚。
第二，尽管他们也做原理研究甚至体系创新，但是大多研究成果主要是围绕他们主编的教科书内容而展开的，或者是他们的研究最终期望成为新教科书的内容。
在他们看来，无论其他研究如何深入，如果研究的思想成果未进入教科书，那么就是不完备、不成熟、不权威的，就没有“止于至善”
。
展望未来，教科书改革所具有的全党全民巨大理论影响和话语权威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
就包括了重建教材体系这一重要内容。
工程2004年启动以来，到2015年年底为止，教材出版计划原定的90多种教材，至少有35种已经出版发行，并进入大学的教学体系。
这些教材将发挥巨大的理论教化、思想引领和学术培育作用。
“马工程”
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划时代的一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和学术工程。
这些教材是站在新时代高起点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最新成果转变为新的教材体系的结果。
统一、分化、再统一，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达到时代共识和话语统一，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
辩证上升过程。
当然，我们在大力推广教材体系建设的同时，不要忽略教材本身所特有的局限性和内在矛盾，保持一种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辩证的和开放的心态，那么，推动教材建设不断向新目标迈进，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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