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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毛泽东同志发出“要读点马列原著”
的号召。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年党内的学风状况。
改革开放前夕，邓小平同志复出后，第一个抓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思想理论建设就是要求全党要完整、准确、系统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这就需要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些经典论述为学界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文献第一手资料，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原则。
第三，也是与西方“马克思学”
争夺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编纂和解读模式话语权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原典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进而开展文本文献的解读和研究，是主动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解释的话语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迫切需要。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历经90多年的历程，一条基本经验，就是要在解释、阐释马克思主义等方面掌握话语的主动权。
但是，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解释的话语权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面临很多挑战。
首先，虽然从总体上看，我国虽然现在是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多最全的国家，但与其他有关国家相比，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典藏还比较落后。
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原件，三分之二收藏在荷兰，三分之一收藏在俄罗斯（苏联）。
许多国家专门设立了收藏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门机构。
例如，德国的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俄罗斯的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原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马克思研究所、英国伦敦马克思纪念图书馆，等等。
甚至日本，其收藏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也远远多于我国。
它们提供专门的途径，积极培养马克思主义文献编译与研究人才，影响力不断增强。
缺乏文献典藏支撑，掌握经典解释权和话语权就失去了基本前提。
其次，文献研究、文本解读水平也相对落后，这就严重阻碍了掌握解释话语权的进程。
随着开放进程的加速，国外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都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做了深入详细的研究。
特别是西方“马克思学”
目前发展很快，这些学者站在西方的立场，以批评的视角重新阅读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独立的、深入的、细致的研究。
虽然其研究对消除某些针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等方面有许多启发的意义，但是，他们更多地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并且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有很大影响。
其中西方“马克思学”
标榜自己价值中立、完全“客观”
地去发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但是这一解读却常常做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意义颠覆性的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文本—文献学解读模式伴随着他们的“两个马克思”
论、“马恩对立论”
涌进中国，造成了一定的学术影响。
如何积极回应挑战、积极开展对话，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一大任务。
而由于早期的文本文献学解读能力的先天不足，对话初始阶段主要停留在思想观点的争论和交锋上，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出场。
然而，由于学术准备不足，暂时没有能力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模式。
然而，不解决这一问题，不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编纂和解读模式上争得中国话语权，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永远受制于人，永远只能被动地接受西方学者编纂结果，只能事后迎接挑战。
因此，这一战场随着对话的深入必然要延伸到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编纂学和解读模式这一深层地带来展开。
尽管中国在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献占有上没有优势，但是，在如何编纂和解读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仍依靠坚定理论立场和扎实的理论功底与西方学者积极展开对话。
最后，需要破除作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前提的错误预设，认为“文以载道”
，无论文本结构如何变化都不会影响思想的意义。
人们甚至将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看作现成在手状态、一成不变的在场，认为文本是被意义单向决定的，可以被随时随地现成地“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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