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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前提。
其三，对话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走向世界的必然行动。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创新发展，既要脚踏中国大地，立足本土实践，又要开放地展开对话，让各种思想充分对接、对话、撞击、交融。
其中，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思潮、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话，是其中最根本、最核心、最关键的对话。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对话具有其他范式所不具备的特点。
第一，思想在场的多元性和多主体性。
教科书改革、原理研究、思想史、文本—文献学解读等，至少在表面上都是让一种思想和思想主体在场。
教科书和原理的阐释方式更需要“一家之言”
，即一种极力排除“杂音”
和“众声喧哗”
而达到话语的专断和“独白”
状态。
而对话则不同。
它要使多元思想而非一种思想在场。
思想的归属主体也因此是多元的。
对话行动是多元思想和实践主体之间的思想碰撞和交流。
第二，对话是思想之间的嬉戏、交锋，话语之间的砥砺、辩驳、交往，最终通过辨正而达到思想的清明，或者走向融通。
多元在场思想之间不是散漫无机的存在，彼此必须要发生交往。
第三，对话需要思域的开放性。
教科书、原理研究、思想史、文本—文献学解读都强调体系的完整性和逻辑的自洽，而对话则让思想走向开放。
边界的不确定、意义的指向不在场、思想逻辑的复调性，都是对话所特有的。
第四，对话可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和对话对象学术思想的理解、推动理论创新。
辩驳可以明理。
对话可以增知。
英国作家萧伯纳曾经说过：如果有两个人，每人都有一个苹果，那么，相互交换的结果依然是每人一个苹果。
而如果每人都有一个智慧，那么交换的结果就至少会每人有两个智慧，甚至可能产生第三、第四个智慧。
对话是思想的碰撞，也因此成为思想的制造机。
无数的对话将产生无穷的思想。
对话因而就会极大地激活、启迪和创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对话范式对话范式的创新功能强大而效果显著。
首先，开放引发了对话，而对话又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的开放，造就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翻译、译介、出版、研究国外的当代学术著作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而言，已不再限于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卢卡奇、葛兰西等人所开创的、历经法兰克福学派等，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而是包括如下三大组成部分：“第二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含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思潮和苏联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
（可广义分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阵营），“当代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等。
其中最主要代表包括以福柯和德里达等为代表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由拉克劳和墨菲所开创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以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和文化主义等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和左翼思潮及其学界表现形式“马克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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