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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年突破教科书改革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之后，于光远、薛暮桥、杜润生、刘国光、马洪、宋涛、吴敬琏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引领，厉以宁、卫兴华、张卓元、于祖尧、洪文达、厉无畏、汪海波、林毅夫、陆德明、王瑞璞、李晓西等继续深化开拓，中国经济学家几乎将主要研究聚焦点，都放在当代中国的经济现实和经济问题上，其发表的汗牛充栋的论著都围绕着当代中国经济转型、市场发育、要素投入、企业管理和宏观政策等一系列问题而展开的。
曾经的“京城四少”
现步入中年经济学家樊纲、魏杰、刘伟、钟朋荣，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顾海良、林岗、程恩富、张宇等，尽管他们的学术理论依据和偏好不同，见解主张有别，但是在以紧密关注中国市场经济创制发展问题为导向推出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主张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学界，深度考察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的走向，聚焦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和中国价值，形成了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十余万教师庞大的在研群体。
他们的每年发表的海量的学术论著中，大多为按照这一范式所做的研究成果。
究其成果总量而言，几乎没有其他范式能够与之相比肩。
尽管其成果的研究水平可能参差不齐，但是他们的确成为支撑这一范式的雄厚的学派基础。
当然，“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
范式在广泛推动理论面向实践、面向问题、面向现实而实现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过程中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但是，其不容忽视的内在问题也逐渐显现。
主要表现在：第一，范式在超越一切学科壁垒的同时也可能造就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脱域化和零碎化。
问题本身的解答突破一定的学术和学科规范是正常的，但是“问题中的学术”
必定大多要转化为“学术中的问题”
才能深刻地解答。
长久的脱域，会造成理论体系和学科本身独有规范和传统的消亡。
如何将问题反思与学科、学术规范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就成为一个超越单纯的“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
局限性而向前行的重大问题。
第二，“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
研究在用理论穿透现实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思维的短路”
，跌入“问题的实证主义”
窠臼和沉迷于非理论的经验描述，没有上升到反思批判的高度，因而难以保证研究的学术水准。
第三，问题的出现是变动不居、历史的和空间化的，每一个时期的主导问题谱系是各不相同的。
例如，陶德麟主编、1998年出版的《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34]，显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书中选取了“市场经济与我国哲学发展走向”
“非理性因素及其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
“历史进步的评价”
等17个专题加以讨论，今天看来，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有些问题重要地位已被更紧迫、更重要问题所取代，有些已经自然得到解决。
因此，问题谱系的不断转换，使这一范式对问题的解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能展现一个完整意义的理论世界观和方法论。
对理论史成果的借鉴不够。
因此，很难达到理论史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高度。
为此，我们需要超越这一范式局限，走向问题反思与学科视域结合的新领域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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