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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多年来主要被指义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也就是“实践路径实践路径”
，而忽略“文化路径文化路径”
。
其实，毛泽东同志当年就提出反对“全盘西化”
和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主张“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遗产”
[43]。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当代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应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积极成果，创造具有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学界也恢复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的研究，提出了若干有益的观点，但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既出现了“全盘西化”
、否定传统文化的错误态度，也出现了“复兴儒学”
、否定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主张。
近年来，在研究内容上，学者们着重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问题，王凤贤的《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1996）从中国传统儒学、道学、兵家、纵横家、农民起义、结社传统等多个方面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文化影响做了深度分析。
张腾宵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抗日战争时期）（1988）、李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1994）、《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1998），张允熠《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1999）等著作都深度分析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被中国接受的前理解文化结构，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一致性或相通性；汪澍白、汤一介、陶德麟、许全兴、李维武、何萍、郭齐勇、薛学共、王博、周向军、陈金龙等人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周桂钿、丁晓强、罗本琦等人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
在如何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形态上，张岱年、王东等提出了“综合创新”
论，方克立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
论，张世英的《中西文化与自我》从自我看“东西文化贯通”
。
基于中国现实问题反思来融通“中、西、马”
的，有汤一介、陈先达、张曙光、贺来等人。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问题上，认为应以文化形态来推进大众化（钟瑞添、王军峰、李辉），应以传统文化资源为合理文化内核（刘维兰），理论表现形式需具有中国文化的风格和特点（罗会德）等。
此外，已有学者开始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态予以划分与界定（韩庆祥、曹富雄、曹典顺等），并提出文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万霞）等。
还有学者从文化语境、文化范式、文化模式、文化属性等角度开拓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形态的研究（许全兴、董四代、都培炎、郭建宁、杨金海、种海峰、陈卫平等）。
学界冯友兰、张岱年、许全新、陈先达、温波等人从各种角度探索“文化路径文化路径”
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就是马克思主义从“原初”
西方文化语境转变为中国文化语境，并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且与中国精神相贯通的中国形态的通道和方式。
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地随着文化语境与文化路径文化路径的历史变化重新设计和重新选择新的文化形态。
[44]究竟如何看待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争论的焦点。
新儒学持文化保守主义态度，认为中国化就是儒学化。
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新儒学，可以入《儒藏》。
陈先达教授坚决反对文化“复古”
式理解，即把传统文化地位抬高到马克思主义之上的理解。
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2015）中，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不是对立的，中国传统文化当然需要研究，优秀因素需要继承和汲取，但是我们不能“复古”
，因为传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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