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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就是中国走向现代性目标的发展之路。
然而，我们不仅要发展，而且要实施科学发展，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换，那么，究竟中国应当何以转换方式？中国发展选择赶超型战略，究竟以现代化（工业文明）还是以后现代（后工业文明）为直接的赶超目标？进而出现两种相持不下的发展思路：一种是以工业化、现代化为轴心的渐进式发展思路，理论依据当然是“初级阶段理论”
与“三步走”
战略。
但攻之者谓：到21世纪中叶，即便实现了人均GDP为5000美元，达到过去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从全球发展结构来看，由于那时发达国家早已进入以“知识经济”
为基础的后工业文明的中后期阶段，因此我国发展水平依然是处于全球性结构的边缘极，依然无法摆脱被中心控制的地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依然难以体现。
而且，工业文明的种种弊端在发达国家早有显现，我们应当可以避免。
另一种思路以后现代化为轴心，以“中国特色”
与“多元化”
理论为依据，强调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格局，抢抓“知识经济”
与“科技创新”
的机遇，以高科技为龙头，提升优化产业结构，放弃单一工业化思路，因地制宜建构多元化绿色经济结构，全面跨越工业文明的卡夫丁峡谷，走科教兴国之路，等等。
显然这一争论意义重大，它不仅存在于我国决策部门或经济学界，而且广泛存在于理论界与文化界，捍卫现代性的学者与崇尚后现代的学者屡屡发生争鸣，其根源大抵在此。
笔者认为，这些争论之焦点在于如何定位中国发展阶段与战略；其深层次上是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发展所处的时代。
考察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论支点与新的方法论。
所谓新的理论支点，即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理论；而所谓新方法论，颇似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使用的方法论。
众所周知，毛泽东以“全球观”
来为中国革命定位，认为中国革命受世界与中国两者社会状况的制约，因而既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同理，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处于一种独特的境地：她是在全球后现代氛围中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因而是“新现代化运动”
。
这一命题包括以下三点内容。
其一，由于初级阶段的国情限定，中国现阶段的基本走向仍然主要是现代化，而不是后现代。
其二，中国的现代化是属于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一部分，因而这一现代化将既不同于马克斯·韦伯所倡言的旧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化，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化，而是一种在全球后现代化时代的现代化。
其三，这一现代化必定是与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及后现代发生“挑战—应战”
关系的现代化，因而是在后现代引导下重建现代化性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新现代性”
。
她具有许多以往现代化所不具有的特点，也必将遇到许多难题。
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需要专章讨论。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特色”
正是在此基础上发生、发展并以其独特风貌介入世界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使命，就是要研究走向中国新现代性目标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以重写现代性重写现代性的方式与世界对话。
第四个问题：当代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对话中超越后现代主义的视野。
一般说来，后现代主义是“夹缝时代”
——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旧全球化向新全球化新全球化大转变时期的精神象征。
因而，考察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思潮的关系，就必然成为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理论研究的聚焦点之一。
近年来，学者们（包括笔者）发现：马克思主义蕴含着长期被人们忽视的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视界。
马克思的“后资本主义”
理论及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与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解构之间有着历史向度上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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