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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结果，源头在国外，传播的载体则需要理论文本和知识分子。
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一批批的“普罗米修斯”
，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天火”
盗译成为“中国话”
和“大众哲学”
，照亮着被黑暗长夜笼罩着的中国大地。
然而，传播行动在指导中国实践活动中很快变成“权威传播者中心论”
或“文本中心论”
。
这一“文本中心论”
的解释学逻辑，对应地产生四个重要特征。
一是思想主体的权威化。
这不仅指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而且也包括能够读懂（用德语、俄语等）国外马克思主义文本话语的先贤，因为他们最接近文本，就成为传播“放之四海而皆准”
真理的“赫尔默斯”
（知识传播者）。
当经典作家“不在场”
时，传播者就成为真理和知识的化身，成为可以唯一用“理论掌握群众”
的主体。
二是他们的主要行为和主要任务就是“化大众”
——将深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语言翻译成中国话，或者进一步翻译成大众话语，把真理广布于群众之中。
在他们面前，大众成为学生、读者，成为接受理论传播的客体对象。
三是文本理论的先验性。
对于大众而言，“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文本理论具有康德式的先验性，在他们实践之前“普遍真理”
就已载于文本、先验在场，问题只在于应用。
四是至高无上的神圣性。
“工人阶级的圣经”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真理话语汇集，在空间上可以自由地跨界平移。
赫尔默斯们希望按照国外“标准”
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来建设党、指导实践。
但是，历史表明：往往这些“普遍真理”
的教条布道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却屡遭挫折。
当国外教条与中国实践发生尖锐矛盾之时，传播者断然否认理论、文本意义的相对性和条件性，根本否认理论对出场语境所具有的根本依赖性，因此一旦语境发生变化，这些文本理论就应当随着历史性条件而修正，甚至重新出场。
他们总是认为普通党员和群众没有深刻地理解理论和更严格地遵从理论，不够“布尔什维克化”
，因此全部任务就在于要“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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