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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同步提升；宏观政治、中观政治、微观治理（微观政治）需要同步发展；层级治理（集权与分权）与区域治理（自治与统筹）能力需要同步提高。
阶层治理（身份政治）与民族（族性政治）治理能力需要协调兼顾。
第二，国家治理体系：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党的治理的六位一体的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就不再是一个碎片化、片层化的治理方略，而是一个由各个层级治理、方面治理、若干治理主体协商共治的系统。
从治理内涵上看，包括经济治理，就是要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约束条件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资本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强化政府和第三部门对于“市场失灵”
后果的修正和对冲作用。
企业、市场、政府、非政府组织或第三部门，都成为治理经济秩序的主体。
主体间发生着深刻的有机的密切合作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包括政治治理，就是要将党的领导、以法治国、人民当家做主三者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有机结合，将国家代议制民主和社会直接民主有机衔接，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有机融通，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包括社会治理，就是要以“差异的正义差异的正义”
与和谐政策善治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建立公平完善的社会保障。
包括文化治理，就是要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过程中，合法尊重多元，依理包容差异，弘扬核心价值体系，促进和巩固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大力建设创新、民族、繁荣、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
包括生态治理，就是要确立生态目标，大力推进生态建设，转型发展方式，促进生态文明。
包括党的治理，就是要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进政党现代性建设，经受住时代考验，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三，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要深刻理解不同于西方的前现代、启蒙现代、经典现代、后现代和新现代模式，“中国新现代性”
所具有的独特内涵、基本特点和创新意义，从而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注入最关键、最深刻、最本质的规定。
无论是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或党的治理都是“中国新现代性”
的，而不是西方某一阶段治理模式的照抄照搬。
如中国的经济治理，既不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中主张的自由市场模式，不是凯恩斯模式，也不是所谓新自由主义模式，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基本经济制度是独特的，市场与国家、社会关系是独特的，努力建立完善的市场决定作用和政府边界调控作用、社会组织道德支援作用。
政治治理也是“中国新现代性”
的：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为基础，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做主三位一体，建设学习型、廉洁型、效能型、责任型政府，以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统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新型社会化等，都是中国新现代性的标志。
这一独特现代化坐标的建立至关重要，以此为视阈的观察才可能抓住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
第四，推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主要问题：（1）进一步科学界定“国家治理”
的内涵和外延。
治理概念原初针对国家和政府的失灵而出场。
如何将“国家”
与“治理”
本身两者有效统一，不是一个国家管控的传统概念，也不是西方单纯治理的概念，而是一个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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