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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在讨论关于“公平的正义”
时，方法论本身就应当体现公平的正义，他首先就必须要寻找一个原初状态。
“原初状态（inalposition）是恰当的最初状态（initialsituation），这种状态保证在其中达到的基本契约是公平的。
这个事实引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这一名称。
那么显然，如果理性的人在这种最初状态中选出某种正义观的原则来扮演正义的角色，这种正义观就比另一种正义观更合理，或者说可以证明它是正义的。
各种正义按照它们为这种状况中人们能够接受的程度来排列次序。”
[3]那么，现实的人们的社会状况都是差异的，如何去寻找人们的原初状态？他从抽象的“理性人”
原则出发，坚持采用康德的哲学原则，认为：应当用“无知之幕”
虚化人们的“社会背景”
，引入“直觉主义”
来解释人们的选择行为。
这样一来，在字典编辑式顺序的“自由和权利”
选择中，就必然会引导人们走向选择正义。
罗尔斯正义论在受到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受到多方面的批评。
新自由主义的抽象“理性人”
假设、理想主义的新契约论、康德的先验原则和“无知之幕”
，以及对公平的过度肯定而导致的国家观，都受到社群主义者（瓦尔泽、桑德尔和米勒等）、哈贝马斯和诺奇克的批评。
其他问题容待稍后再论。
究竟如何确定“全球正义全球正义”
的前提？社群主义学者之一，戴维·米勒在《社会正义原则》一书中认为：不应当虚化讨论问题的前提。
要达到社会正义，我们必须具有这样的政治社群，在这种政治社群中，公民以跨越边界的方式被当作平等者来对待，公共政策适合于满足每个成员的需要，而经济以这样的方式组织起来并受到约束；而人们得到的收入和与工作相关的其他利益符合他们各自的应得。
因此，要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背景下估价其社会正义问题。
讨论正义应当有三个前提：一是有确定边界的社会，构成正义的领域；二是一批可认定的制度，或者是规则；三是能够按照正义规则去实行的机构，如国家。
他从后现代“差异政治”
哲学理念出发，提出一种“正义多元论”
。
与罗尔斯的个人权利本位论不同，社群主义都将交往共同体的共同善价值看作高于个体权利。
此外，认为没有一种抽象不变的正义原则，不是抽象的个人，而是社群才是社会正义的基础。
而社群是多元化的，因而正义也是不同的。
要求按照不同的社群（交往共同体）的性质来建立不同的正义规则。
以按需分配为中心的“团结的社群”
、以功利为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是工具性联合体、以平等为核心的公民身份，构成三种较为常见的社群。
适应于这些社群需要，正义的原则也相应分为三种：需要、互利互惠和平等。
迈克尔·沃尔泽在《正义的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中也从多元主义视野出发，将正义看成是多元化的。
他提出与“简单平等”
相对立的“复合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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