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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生产和消费的发展与克服资本造就的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只要将生态建设道路变成是有利可图的，资本就一定会被吸引。
利用和驾驭得当，资本可能成为生态建设的同路人。
利用和驾驭资本需要有政治和制度等一系列刚性边界条件制约。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意识形态需要既反左又反右。
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佩珀、后马克思主义者如鲍德里亚等人看到了资本逐利而“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
对生态建设道路的偏离和伤害，因而根本否定和拒绝资本参与生态建设的可能性，表现为“左”
的偏颇。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过分夸大资本产业转型的无限自由性和选择性，抹杀资本存在着的消极作用和最终破坏作用，表现为右的偏颇。
超越“左”
与右，我们应当按照马克思当年历史地、辩证地、二重性地看待资本的方法，既要看到资本创新资本创新参与生态建设的可能性和重大历史意义，又要看到资本本性与生态建设道路的根本差别以及可能发生的消极作用。
超越“红绿对话”
的各自偏颇，我们需要审慎地看待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的历史作用。
资本的生态化与生态的资本化遵循着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对于传统的大工业文明形式的资本外壳是一种否定和超越，但是绝没有从根本上完全摆脱资本的逐利本性。
生态资本尽管是不断生产生态产品的资本，成为社会生态产品的供给者，与大众社会生态需求具有领域的一致性。
但是，只要仍然是资本，其最终目的和根本目的必然与大众不尽一致。
在保持赢利这一点上或在此范围内，资本可以起推动生态建设的积极历史作用。
当生态破坏严重、生态产品稀缺时，由于市场价值的调节，生态资本的投入甚至是非常高的。
然而一旦资本为了逐利而导致某种类别的生态产品大量过剩而无利可图，那么，资本就会立即抽逃，甚至导致新的生态产业危机，而与大众之间有关生态目的性矛盾就会立即暴露。
利用好和驾驭好资本为生态建设服务，全面防止资本的叛逆和“另类牵引”
，全面提升“与狼共舞”
的水平。
因此，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的历史作用依然是双重的，我们必须要坚持马克思当年对于资本两重性作用评价的辩证视域。
一方面，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当年所指出的“具有非常革命的作用”
和“伟大的文明作用”
的特征。
为了摆脱危机与更多获利，资本创新资本创新是其本性的必然选择。
资本创新资本创新或通过更新技术、管理、市场，或转换主导产业与资本外壳，来实现自己灵魂的生命再生，同时就开辟出一个新的产业领域，新的生产发展的形式，新的利润扩展的空间。
周期性的创新，体现出资本的革命性，从而成为推动世界历史进步的杠杆。
一旦资本形成生态化逻辑，就必然摆脱大工业外壳而转换为生态产业外壳，就成为生态产业、生态建设的强大动力。
为此，我们不可能避免利用资本来发展生态产业、促进生态事业、推动生态建设。
尤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在生态力仍很不发达的条件下，自觉引入和利用资本，走环境支持的生态建设之路，应当是无可置疑的路径。
生态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发展与克服资本造就的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另一方面，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尽管穿上生态产业外衣，有了绿色的外壳，但是既然逐利本性没有变，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没有变，生态资本与生态正义之间的矛盾一定会不时地爆发，最终导致对生态正义和生态文明本质的偏离和异化。
周期性的扩张使资本创新资本创新更大获利，也在更新的层级上孕育着剧烈的固有矛盾。
我们一定要警惕资本为了逐利而偏离生态建设道路，甚至重新回到破坏生态以图利的老路，也一定要防止资本为了逐利拼命扩大生态产业，造成生产过剩。
即便是所谓生态产品和生态消费，一旦被资本利用，都有可能出现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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