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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国新现代性，就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协调优势，综合两次现代性，用第二次带动、改造、实现第一次。
例如，在产业发展上，既不是完全机械遵循先实现传统工业化、后发展信息化道路，也不是像西方某些国家完全发展信息化而放弃工业化，形成“产业空洞”
，而是坚持“新型工业化”
，主张用发展信息化、用“互联网+”
、DT、工业4.0进一步带动、改造工业化。
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既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又强调政府底线调控权威。
在城镇化道路上，既不走传统经典现代化片面发展中心城市、消亡乡村的老路，也不照搬西方后现代“逆城市化”
和新现代“再城市化”
之路，而是走中国自己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
之路，把中心城市与城镇化结合，走城乡一体化、生态化道路，实现“以人为本”
“产城结合”
，为人民打造幸福家园。
在国家治理与政治民主方面，用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参政来取代以往的多党制或两党制，强调用法治国家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来推动法制（科层制）的完善，用协商民主建设推动选举民主，用网络民主、社会民主推动反腐败和国家民主建设，将国家、市场、市民社会治理都纳入到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之中，等等。
中国新现代性用一系列的中国特色现代化方式设计来创新地走出自己的道路，从而把西方坐标化解为自己的坐标，融第一次现代性于第二次现代性之中，创造和选择了自己的现代化类型，用综合创新来在新时代的高起点上解答中国现代化百余年的主题。
[1]［英］安东尼·吉登斯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
[2]［英］安东尼·吉登斯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3]［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参见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4]［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89页。
[5]参见［德］尼克拉斯·卢曼：《信任》，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参见本书第七章。
[7]参见陈志武：《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
》，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
[8]［美］乔纳森·安德森：《“中国模式”
、“华盛顿共识”
和“亚洲模式”
》，见何迪、鲁利玲编：《反思“中国模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页。
[9]参见［美］福山：《危机与未来：福山中国演讲录》，陈家刚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10]参见袁伟时：《文化与中国转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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