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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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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存在”
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范畴，正确理解这个范畴，是把握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前提。
社会存在范畴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要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范畴，就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出发进行考察。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给社会存在从总体上下一个科学明确的定义，而是根据不同时期实践斗争或论战、批判的需要从不同角度加以阐释的。
（一）马克思社会存在范畴的文本考察
对于马克思社会存在范畴的文本考察，国内哲学界已有多位学者做过这方面的工作。
本文主要参照卢秀廉、李兆凯的论文《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存在”
范畴的多维度阐释》（《宁波党校学报》2006年第5期）和杨军的论文《马克思“社会存在”
范畴的文本考察》（《山西师大学报》2008年第6期）所提供的线索和内容，对马克思社会存在范畴的提出和使用情况作一梳理。
其一，马克思从物质活动、物质关系的角度对社会存在的阐述。
马克思对社会存在范畴的阐述始于《莱茵报》时期（1842年10月—1843年3月）。
这个时期，他在积极投入反封建专制斗争的过程中接触到了经济利益，并很快认识到黑格尔哲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无能为力。
于是，他开始试图从经济利益出发来阐明国家、政治和法的本质，通过对各阶级经济利益的剖析，对国家、政治和法的本质形成了自己新的观点。
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他说：“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
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
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用。”
[1]这里，马克思对社会关系客观本质的考察，虽然还没有像他后来所达到的那样明确地从物质生产、物质生活关系中去寻找法的关系的根源，去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但已接触到了社会生活的客观实在方面，因而可以把“客观关系”
看作社会存在的胚胎。
1843年3月，马克思退出《莱茵报》。
这时，他开始把经济看作理解社会历史的钥匙，基于他在《莱茵报》时期看到的黑格尔法哲学与现实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着手对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其法哲学进行批判。
这时马克思已经识破了黑格尔社会历史观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本质，他不再把历史发展理解为绝对观念的发展过程，而是理解为精神和物质、人和自然界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从而形成新的历史观。
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
[2]。
显然，这时马克思已经明确地认识到法的关系、国家形式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市民社会这一客观规律性。
“物质生活关系、市民社会”
的提出，离社会存在范畴又近了一步。
恩格斯后来的回顾也证实了这一点：“……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
[3]
后来，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中，通过经济分析揭示出经济事实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这一著作引起马克思的极大重视，并促使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批判的分析后，得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种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的结论，从而不仅揭示出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且已经接近“物质生产制约着精神生产”
的思想了。
接着，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指出：“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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