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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意识形态的终结：两种对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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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发现，为了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就有必要区分意识形态的终结和意识形态的批判。
前者只能通过实践、通过在现实中解决产生具体意识形态形式的社会矛盾而得以实现。
然而，马克思又认为，人类只会给自己提出他们在理论中已完全把握到的任务，而有待完整提出的理论问题则包括：是否能建设一个消灭所有矛盾的新社会，以及废除意识形态的真正根源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必要性等。
丹尼尔·贝尔认为，实际上马克思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家都力求赢得群众对新社会的支持，但却并没有充分构思未来社会的轮廓及其问题。
在贝尔看来，个中原因就在于“他们怀着对于‘革命之后的日子’的启示性信念，理性将使它的预言在历史中得到兑现，意思是一切社会都会公正”
[1]。
贝尔强烈批判了马克思相信意识形态有终结的可能性。
而他自己则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即宣称了马克思主义的终结。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终结只发生在未来，而贝尔的观点则是：意识形态已经开始走向终结。
可由于他们秉承的是十分不同的意识形态观，所以各自的意义也就不一样了。
贝尔乐得承认他的意识形态观主要适用于出现在19世纪的左翼思想[2]，所以他的意识形态终结指的是“19世纪意识形态的衰落”
即那种“断定它们的世界观就是真理”
的思想体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衰落”
[3]。
不过与其说贝尔在强调意识形态的思想力量，毋宁说他更多强调的是作为**的意识形态的力量以及它是可把人们的精力疏导到政治行动中去的“情绪龙头”
这一事实。
正如他所指出的，“通过强调必然性，通过调动追随者的**，19世纪的各种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可以同宗教分庭抗礼”
[4]。
在贝尔那里，意识形态终结指的是意识形态已失去了其情绪感召力及其劝说力；而在马克思这里却相反，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认知的方面而不是它的**，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终结的考察也不是从感召力的丧失这一角度出发的，而是立足于对产生意识形态的矛盾的解决作出的判断。
不过贝尔的解释中有一个方面似乎是重要的，这就是：尽管他强调了19世纪意识形态的情绪性力量，但他也揭示出这些意识形态认为“在进化过程中，‘理性’将找到自身的道路，美好的社会将会出现”
[5]。
我认为贝尔过于轻率地在自己的语境中将马克思等同于黑格尔了[6]，因为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马克思并不相信历史的整体意义，也不相信黑格尔式的“历史是理性之实现”
的历史观。
无论如何，几乎不容置疑的是，马克思的确共享了19世纪的精神成果即赋予理性以优先地位。
这一点也体现在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中，即他的意识形态概念强调的是认知的方面而非情绪感召力。
但同样不能忘记的是，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不是一种信仰体系，也不是力图劝说人们实现最终目标的某种有机的世界观。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内涵要比贝尔的狭窄多了，因为它只包括歪曲的思想形式。
然而，有趣的是，贝尔在讨论他的“意识形态终结”
时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又要比马克思的狭义多了，因为它排除了“右”
的意识形态，只包括19世纪的左翼思想。
这是贝尔理论中的主要缺陷。
悖论的是：他一方面指责左翼意识形态是“可怕的头脑简单的人”
，是“既定公式”
的提供者；但另一方面又将右翼意识形态排除在这一指责之外。
马克思一直将他的否定性意识形态概念运用于所有旨在掩盖矛盾的歪曲的思想，即便这些思想来自工人阶级内部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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