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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泛神论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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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1832年曾指出，泛神论是“德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的艺术大师的宗教……泛神论是德国的公开的秘密”
③。
其他人也对这一公开的秘密进行了公开，虽然更多的是对其进行指责而不是赞赏。
①与围绕黑格尔宗教和政治哲学展开的辩论相比，一切都显得暗淡。
虽然这种辩论已经以最直接的方式绕开了内在的、超越的上帝概念中的长久对立，但在《精神现象学》这本在一些批评者看来是谢林自然哲学的延续的著作出版之后，黑格尔还是被指控为泛神论者。
然而，这样的指控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
自18世纪晚期泛神论锻造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智慧以来，有关于此的论题就已经内化到了德国的思想生活当中。
关于泛神论的争论之所以值得我们注意，不仅是因为它使后来被黑格尔所运用的语言得以形成，而且也是因为它使黑格尔以及其他后康德主义唯心主义哲学家纠正和超越康德成为可能。
泛神论将一个世纪以来德国学术界和宗教界对斯宾诺莎的攻击推向了**。
在贝舍看来，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和他对良心自由的追求，让他成为“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德国启示先锋”
②的庇护神。
这些特点也使“阿姆斯特丹可憎的犹太人”
成为几代德国保守主义者泄愤的标靶。
虽然斯宾诺莎的少部分作品得到了较大程度的重视，从而他也在一定范围内享有一些盛名，但抨击斯宾诺莎已经成为青年人进入宗教和学术界的必备环节。
从不同角度对斯宾诺莎发起的攻击，首先指向了他用作为无限宇宙之本质的严格的理性的上帝概念来取代赋予人性的上帝概念之行为。
在将上帝界定为宇宙之自然及其法则之后，斯宾诺莎在其《神学政治论》中用同样的理性精神来分析、批判《圣经》以及对《圣经》的种种解释。
通过大胆地宣称《圣经》并非是神启的产物而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斯宾诺莎强调：“《圣经》对理性绝不加以约束，与哲学绝无相同之点，其实际上与哲学站在完全不同的立脚点上。”
①哲学推导出的是神的或者是无限的自然，而这仅仅通过理性就可以完成。
18世纪德国宗教哲学基本上是在斯宾诺莎设定的路向上发展的。
18世纪的斯宾诺莎后继者从未中断对历史信仰与理性需求之间的裂隙的认知的解放与反复纠缠，而这正是斯宾诺莎留给他们的遗产。
许多启蒙主义者，如赫尔曼·雷马瑞斯，主张抛弃天启教的超自然因素，进而根据理性和自然来界定宗教的本质。
相反，康德对我们能够认识和不能认识的事物进行了批判性的界分。
康德并不否定上帝的存在或其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但他认为在哲学上对其特征或存在进行知识性描述却是不可能的。
费希特和黑格尔都沿用了斯宾诺莎的话语，认为自主的理性可以将上帝的概念表达得更清楚、更充分。
当然，他们相互之间以及与斯宾诺莎之间是有所不同的。
费希特1798年曾以一种非哲学的视野写道：“我们不知道其他的上帝，也不需要其他的上帝。”
②相反，在莱辛看来，理性和历史信仰之间的裂隙在1777年之前就已经成为“我经常认真地思考如何努力去跨越，但实际上我又根本不能跨越过去的宽广、可怕的鸿沟”
③。
由于其他人并没有像莱辛那样悲观失望，所以莱辛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围绕理性哲学的虚无主义潜能而展开的激烈辩论的目标。
摩西·门德尔松在泛神论开始产生影响的18世纪80年代中期，反对雅克比将莱辛指证为斯宾诺莎式的泛神论者，以此去捍卫他的这位亡友。
我们不去具体地讨论门德尔松对莱辛的温和的捍卫以及他对赫尔德、康德和其他理论家的辩论的贡献，而只是将问题集中在雅克比的观点上。
①雅克比认为，在宗教和道德问题上，莱辛并没有简单地接受非正统的观点，而是承认理性自身的权威。
②雅克比进而认为，如果莱辛这位德国启蒙运动最杰出的人物是被斯宾诺莎决定论和无神论的理性精神所引导的，那么，就必须对门德尔松等启蒙主义者坚持的这样一个信念进行根本性的质疑，即正统的信仰应当通过理性来加以捍卫。
在对启蒙精神具有创伤性的攻击中，雅克比实际上指证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所有的思辨哲学都将在决定论、宿命论、无神论面前戛然而止。
雅克比创造“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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