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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施特劳斯争论与黑格尔右派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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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39年的一篇文章中，杰出的黑格尔主义法哲学家爱德华·甘斯指出了反黑格尔政治哲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变化。
在1832年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二版前言中，甘斯通过谴责自由主义者指证黑格尔过于屈从普鲁士国家而捍卫了黑格尔。
他现在注意到，“随着风向标的变换，1832年以来发动的对黑格尔的攻击来自于另外一方”
;而随着这股势力的勃兴，黑格尔主义“与自由主义相比越来越感觉腹背受敌”
①。
正如甘斯指出的那样，黑格尔主义是德国政治中普遍的保守主义转向的一个牺牲者。
1830年的法国革命激起了德国自由主义者以及共和主义者的极大希望，德国宪政改革则在这场革命的影响下遭遇了严重的挫败。
②最臭名昭著的反对立宪制的运动，发生在普鲁士之外。
在黑森一卡塞尔，威廉二世于1832年发起了一场反对宪法的运动，他在混乱的1830年曾被迫接受宪法条规。
当黑森州议会被解散、其发言人西尔维斯特·约旦被逮捕之时，议会在捍卫自身以及宪法上是无能为力的。
撒克逊政府同样也镇压了政治的暴动，并解散了议会。
在汉诺威，当欧内斯特·奥古斯特于1837年取得王位的时候，他也解散了议会并宣布宪法无效。
这些情况中的每一个，都在整个德国引起了强烈的回声。
①当哥廷根的七位反对奥古斯特行为的教授被草率解聘、其中三位被流放的时候，汉诺威政府的这场军事政变引起了德国其他地方的密切关注。
②当殉道者死于迫害、自由主义观点重新广泛流布（如在“哥廷根七君子”
事件中）时，自由主义者谨小慎微地表达了他们脆弱的希望和收获的意义。
另一方面，保守主义者则大胆地相信，国王的法令可以在政治上（不是在自然上）平息潮涌。
在普鲁士，复辟主义者于19世纪20年代发起的针对改革时期之精神的“反攻”
，在30年代产生出了效果。
③虔诚主义者在1830年“哈雷事件”
期间对新教理性主义神学家的指责，使官方开始对学术职位的候选人进行严密审察。
当普鲁士于1835年向德意志联邦承诺取缔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品时，它也就率先再兴了1819年的卡尔斯巴德法令。
普鲁士政府于1837年竭力去解决与天主教会在莱因区的长时间冲突，手段是以叛逆的罪名监禁了科隆的大主教并接管了其辖区。
普鲁士自由主义者对这种专断权力之运用的反应，与他们对“哥廷根七君子”
事件的义愤填膺相比显得温和许多，这也表明自由主义原则往往是会成为反天主教的牺牲品的。
科隆事变揭示出，德意志君主政治对立宪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所持的理想越来越嗤之以鼻，这与汉诺威军事政变所揭示的情况并无二致。
普鲁士态度的转换，反映在改革派当局影响的式微上。
然而，埃尔斯特·亨斯登伯、路德维希·格拉克等虔诚的原教旨主义者，却开始将他们看作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的精神和政治顾问。
④如果国王的“依附”
在普鲁士进步主义者眼中成为一种可疑的东西，那么，其依附机构的行为无疑是出于对他政治上的同情，因为他被虔诚派、神秘派以及浪漫派组成的小集团包裹起来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
①虽然存在这样一些让人感到无望的征象，但普鲁士的改革派和自由主义者在19世纪30年代并没有放弃他们的理想，而是乐观地认为，普鲁士进步精神的焰火一定会重新燃起，“自上而下的革命”
一定会最终完成。
他们宁愿相信威廉四世1840年继位之后许下的宪政改革的短暂诺言，充分说明自由主义者对普鲁士国家的进步精神的基本信念是坚韧的。
像德意志其他地方的自由主义者一样，19世纪30年代后期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者是不能对面前的挫败视而不见的。
他们的事业面临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国王看上去越来越不愿意做出宪政改革的承诺，但这样的改革曾激起过拿破仑战败之后的进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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