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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的理性在苹果和梨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在梨和扁桃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果品”
。
各种特殊的现实的果实从此就只是虚幻的果实，而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则是“果品”
这个“实体”
。
①
换句话说，正如费尔巴哈所言，在基督教中，人与上帝的关系被以颠倒的方式描述出来，马克思由此指责“批判理论家”
，诸如，塞利加错将表象视为现实，或者相反。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的结尾处指出批判的理论没有能够扬弃世界，至多只是通过消除自身的理论历程而成功地扬弃了自身。
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将唯物主义倾向隐藏在他们的批判态度之下，费尔巴哈认为，这一倾向是公开的。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相较于对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更为克制。
他的基本批判在于，虽然费尔巴哈正确地发现了现实有其客观的一面，即现实有其独立于知觉的一面，但却没有把握现实所具有的另外一面即主观性的一面。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阐发了这一看法。
其中，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没有认识到人的活动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从这一角度说，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相对于观念论来说并没有优势，两者都过于抽象，不能把握人本身。
实际上，人们甚至可以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可以被归入某一类观念论当中，因为费尔巴哈也将人仅仅理解为理性的存在，由此他抽象掉了人的许多其他特性。
当马克思开始同时批判观念论和唯物主义的时候，他自身的观点不能仅仅等同于任何一种，这种批判或被指责为不具有逻辑的一贯性，但这种指责本身并不符合事实。
马克思尽管在批判他者的时候颇费笔墨，但却在阐发自身理论特性的时候惜墨如金，唯有的一些暗示也常常被误解。
正因如此，我们应对在《巴黎手稿》当中罕见的一个段落给予足够的关注，在其中马克思表明了这样一种想法：这里似乎需要一种中间的立场，从而能够综合两个极端的特性，不会陷入关于唯物主义—观念论的区分所包含的非此即彼的陷阱中。
在此马克思从唯物主义与观念论中区分出了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
他评论道，在进一步展开的过程中，自然主义或者人道主义的视角以及两者的结合对于理解世界历史来说都是有效的和恰当的“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
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
①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费希特与马克思关于唯物主义与观念论的差异，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某种相似性。
一个相似点在于，在每一个立场中，做这种区分都是为了捍卫某种既定的理论形式。
当然他们在与元理论的一致当中有程度上的差异。
费希特，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提供了多种论点以便能够从元理论的视角来论证其所倾向的理论类型的合法性。
但马克思，除了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有“政治经济学方法”
一段之外，很少论证他所热衷的理论究竟是哪一种。
尽管两者有明显的差异，但两者之间存在着进一步的相似性，尽管费希特常常被简单地描述为观念论者，而马克思被描述为唯物主义者，但实际上，两者都避免在观念论与唯物主义的区分之间做唯一的选择，而试图采取一种中间立场。
既然费希特和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和观念论之区分的理解和使用十分相似，那么这个区分本身不能成为对比费希特和马克思元理论思想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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