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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类的历史教会了我们一些思想，那可能就是：在其非同寻常的意义上说，理性的运用并不是一个惯常之事。
因此，将人理解为一个理性的存在也绝不是一个无须考证的假定。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无矛盾的法则是理性话语的必要条件，看起来，人必须要被假定为理性的，以此作为探寻人之本性的一个条件。
因为，如果我们假定人不是理性的，那么这个主题就不能被理性地讨论，同样没什么关于人类理性的一般考察可能得出否定的结论。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所有人都是理性的或者理性在人类实践中被广泛运用，反而是相反的论断更接近真理。
尽管我们有可能不赞同理性的本质或者这一理性得以显现的范围，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否弃了人类的理性，我们必然会陷入明显的矛盾之中。
正因如此，我们将人视为理性的动物似乎是合法的，因为这是必需的条件。
但承认人是理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拥有笛卡尔的知识论所需要的理性。
因为在某个层面上富有理性，并不等同于在实践中所显现出的理性，也并不等同于拥有某种对经验的判断能力。
正如康德所意识到的那样，笛卡尔的认识论是为了对抗怀疑主义，他所采取的极端方式只能服务于其斗争的需要，并显现在斗争的结果当中。
由此，人的存在只是为了捍卫知识的需要。
但在此，我对笛卡尔认识论中的内在困境并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由笛卡尔的方法所激发出的对人的看法。
在这一看法中，与其说人对知识的把握能力优先于认识论的产生，不如说，先有对认识论的需要，而后才有对人的理解的需要。
在此主要的困难在于，笛卡尔是在知识学研究（thetheoryofknowledge）的意义上来谈论人的，这与所谓认识论的优先性相一致，并且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恰当的主体概念。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主体性的观念能够对应于在经验中可被获知的人。
在此关于笛卡尔的作为观察者的人的理论，我将给出一些简短的评论。
众所周知，笛卡尔的观察者理论让哲学与科学站在了一起。
在他们看来，观察者的角色仅仅是收集信息。
自16世纪或17世纪现代科学兴起以来，我们总是认为科学的客观性依赖于毫无主观因素的观察结果。
但我们不能被这样一个有效的幻象所迷惑：这一理论本质上源于理想化地理解了观察者与被观察之世界的相互关系，在某些特定的情景之下，设定一个理想化的观察者是有用的，并且是富有理论价值的。
但由此推论出有这样一个观察者存在，其本身是错误的。
真实的世界并不存在这种理想化的个体，正如从未有纯粹理性的存在者一样。
正如海森伯格（Heisenberg）的不确定性定理，这一理论颇具意味，因为它立足于物理科学之内，认为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是某种相互作用的关系。
由此，甚至在纯粹科学领域当中我们也无法获取纯粹的客观性或者彻底去除主观性。
这一定理不仅在纯粹科学领域当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拥有其哲学的维度，因为它显然与笛卡尔的观察者理论相悖，而正是这一观察者理论将哲学转变为了科学。
①
1929，reprinted，NewY.P.Putnam'sSons，1960）一书中指出了这一点：“非确定性原则将自身作为消解旧有观察者理论的最后一步。
它在科学发展进程自身之内获得确证，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知识只不过是某种在世界中运行着的相互作用。”
参见20—45页。
另外一个理由可以从深层的心理学领域来获取，特别是在精神分析当中。
作为观察者的人富有完美的理性，这一观念得益于启蒙的态度，后者认为理性是获得客观知识的独立能力。
但尽管我们可以并且实际上需要继续为这一理想而努力，但总是运用启蒙的概念作为范例来阐释人实际上是什么，这本身似乎就值得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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