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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与社会史齐头并进。
然而区别在于，马克思在“旧生活条件的瓦解”
的地方，为他所研究的那一历史时代（他仅仅彻底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以及它的独特发展规律）确定了特殊的、固有的发展条件。
封建社会被即将来临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瓦解，这最终可以归结于为现代自然科学所推动的优越的生产力；反过来说，现代自然科学本身又有赖于生产力的大力推动。
在黑格尔看来，如果把历史解释为世界精神超越特殊的民族精神的过程，那么历史就得到了阐释。
马克思则试图把时代精神理解为某个时代特殊的生产关系及其内在矛盾的表达。
这种区别可以通过引导认识的不同旨趣来得到解释。
黑格尔想把他的同代人的理性思想与历史及其轮廓分明、清晰可辨的结果“调和”
起来。
这种调和不仅针对对所谓的“美好古代”
的复辟式渴望，而且针对那些想以主观专断的名义来批判并改变国家现实的人们的革命急躁情绪。
如果（客观的、理性的）历史现实能够被表述为理性的世界精神（神性的逻各斯）的产物，那么实现历史现实与（主观的）理性的调和就颇为游刃有余了。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引导认识的旨趣是改变现有的条件。
个人的理性（和阶级意识）不仅不应该与现实相调和，而且还应当意识到，大多数人民（与所有无产阶级）对人性的生活条件的向往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恰恰是针锋相对的。
但是从这一旨趣的立场出发，可以比从黑格尔的立场出发更为清晰地看到积极意义层面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力。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为“生产者的自由联合”
——这种联合能够使整个自然都服务于生产者的各项要求——创造了前提。
“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世界市场——作者注），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
[47]在世界历史的这一资本主义时期（历史在此时才变成了世界历史），生产的现实主体是资本，个人必须像“依赖于”
资本的那些阶级一样隐藏在角色面具之下为资本效劳，即使是由行使职权的资本家所构成的那一阶级也不例外。
因此在整个这一时期，人对自然的统治必定表现为资本的普遍统治这一颠倒形式。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
而后又以误导的方式被变成历史阐释的万能钥匙的，正是这个坚决的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体系内，“已被处死的物质”
统治着活生生的个人。
但是，引导认识的旨趣恰恰是要扬弃这一统治，克服这种“唯物主义”
。
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克服直到当时还处于孤立状态的众多生产者对那些对他们而言被异化为现实独立性的社会关系的依赖。
然而，这场革命的前提就在于生产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基础：“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48]只有这些在世界范围内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才能理性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从而为已然规划好的人类发展奠定基础：只有在那时，人与历史及其结果的调和才会成为可能。
从大量工业无产阶级在所有为资本主义发展所席卷的国家中明显地、不可避免地形成这一现象出发，马克思得出了用革命来扬弃资本主义体系的那些到目前为止一直有效的规律性的可能。
虽然在黑格尔的历史构想中，各个民族以及民族精神从一开始就对开创新时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马克思却认为，继资产阶级时代之后，将出现一个由国际无产阶级开创的统一的世界共同体时代。
他把通过国际联系而形成的世界市场、世界文学以及国家分立的消除看作是为未来世界社会所做的准备。
在1867年，马克思还没能预料到，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仍然是政治事件的根本特征，而且直到20世纪才达到了它的爆发**。
从保持国家独立和国家对抗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来看，在逻辑上最有意义、最笔直的道路似乎通向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承担者与牺牲者——无产者——的国际联合，通向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联合。
严格说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仅仅适用于历史发展的两个时代：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以及未来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在这两种情形中，未来社会形态的因素存在于旧的社会形态中。
但是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资产阶级已经能够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出它的经济组织形式了（尽管不是最佳地发展），而无产阶级却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做到这一点。
所有以这一方向为目的的尝试（例如北美大量的空想社会主义殖民地）都注定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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