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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
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
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
[10]
如果生产活动是在经济强制之下所进行的、对工人来说完全“外在的”
劳动，那么工人的生活兴趣就会彻底转移到马克思所列举的那些动物机能上，或者如我们当今所说的，转移到消费领域。
劳动变得越空洞无物，消费也会变得越枯燥无味，劳动的目的也只能再次在扩大消费可能性这一方面来寻求。
第三，但是，随着生产活动的异化——这种活动只是在间接强制之下被异己力量所操控，而不是出于自身所设定的目的和责任而得以完成——工人又在第三点上与人的类本质本身相异化。
使动物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
并使之成为生活目标的那种反常，恰恰意味着人性的丧失。
“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
[11]，“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
。
“生活本身（这里是指在异化劳动中表现为生活的手段——作者注）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
[12]，只有人类才能错失他的各种可能性。
他与动物相比所具有的优点——他能够使整个（外在于人的）自然成为他的“无机的身体”
——由于异化而成为缺点，因为在这里，他的“无机的身体”
被剥夺了。
第四，工人与其类生活（与人性）相异化的“直接结果”
是“人同人相异化”
[13]，我们能够再次在两性关系中最为印象深刻地看到这一点。
虽然这一论述后来再没有以同样详细的程度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但人们仍然能够以这样的观点为出发点，即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一论述产生怀疑，它与那些在《大纲》和《资本论》中出现的说明是保持一致的。
与此相反，在1844年，扬弃这种异化的道路只是被模模糊糊地预感到了。
无论如何，它都没有像后来的著作那样如此清晰地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我矛盾及其发展趋势联系起来。
1844年的论证大致是按照如下情形进行的：正如宗教异化生产出异己的、彼岸的本质对人的命运的权力那样，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间接地生产出异己的他人对这一劳动的支配。
因此，私有财产不再表现为土地，而是表现为异化劳动的产品、结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
[14]。
“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
。
马克思相信，他已经通过“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
[15]而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因为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
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
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
[16]只有从工人一方出发，才有可能克服异化的社会，因为异化的社会“在非工人那里”
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
，而在工人那里则“表现为异化的活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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