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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纲》中，马克思对早期著作中的那些问题和主题进行了细致研究，而他在此期间所获得的有关经济学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更为全面的知识也得到了运用。
在这里，马克思描述了导致个人与制约他的社会关系极端异化的那一历史进程，这个描述比他在1844年所能做的更加精确。
在货币中，个人与他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被全面物化，并且对个人而言，这种关系被异化为一种异己的物的关系。
个人“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
[26]。
“活动和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
[27]基于分工的商品生产社会的发达关系与原始关系的区别在于，它的活动的“社会性质，以及产品的社会形式和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对于个人来说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
[28]。
表面上看，不再存在任何个人的依赖关系，一切个人都是自由的。
但是现在，他们却因此而完全隶属于与他们相异的物的法则，这些法则来自于他们不协调的、盲目的相互影响。
现在，马克思比以前更为清晰地强调这种现代的社会经济关系与古代和中世纪的“狭隘的”
“家长制的”
社会经济关系相比所具有的必然性和进步性。
通过越来越广泛的分工和由之决定的交换，狭隘的地域联系及其以小群体需要为导向的生产方式的解体作为个人生产可能性的日益发展而受到了欢迎。
“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中介的交换，诚然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但同时又以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而这种社会分工的统一和互相补充，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人之外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
普遍的需求和供给互相产生的压力，作为中介使漠不关心的人们发生联系。”
[29]这完全符合黑格尔早在《法哲学》的“需要的体系”
一节中对“需要和理智的国家”
所做的描述，这种国家未经个人的同意便通过亚当·斯密的“隐形的手”
建立了起来。
马克思把人与人之间的漠不关心以及他们在认识自己与社会之间关系上的无能为力，看作是一种根本的缺陷。
新的生产方式在生产技术方面优越于先前所有的生产方式，但与此同时，它也摧毁了社会联系，把生产者（和消费者）隔绝开来，从而使他们在面对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却越来越贫困。
贫困化不仅有其字面意义，而且还有其引申意义，那就是，不断提高的专业化以及个人对这种专长的终身从属关系妨碍了他们全面地发展自己的潜在可能性。
每个个人必须把他的产品（他的活动或他的制品）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
，因为它仅仅在这种形式中才是“社会权力”
，是统治他物的权力。
人们可以由此认识到，“个人还只能为社会和在社会中进行生产”
，“他们的生产不是直接的社会的生产”
，不是“本身实行分工”
的联合体的产物。
[30]换句话说，每个个体生产者必须“转让”
他的产品，以便能够以货币的形式把它当作社会总生产的对象化（也就是说，作为社会总生产的一部分的对象化）而占有它。
在货币中，个人以异化的形态获得了一小部分生产力，一小部分联系，只是他对此毫不知情。
当分工扩展到了整个世界从而出现了世界市场时，个人之间的联系也就变得普遍了。
然而与此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
[31]的情形激化了，更确切地说，这种情形已经是如此激化，以至于马克思坚信，这里“已经”
能够看到通向新的经济形态的“超越它自身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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