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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对待黑格尔的告诫，甚至对许多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徒劳无益的……在那里，马克思一再尖锐地强调了这个问题。
譬如，他是这样来写狄慈根的：“他恰恰没有研究过黑格尔，这正是他的不幸。”
（1868年11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在另外一封信（1868年1月11日）中则写道：“德国的先生们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是条‘死狗’。
就这方面说，费尔巴哈是颇为问心有愧的。”
马克思强调，再次浏览黑格尔的《逻辑学》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加工的方法上帮了他“很大的忙”
（1858年1月14日）。
但是，这并不取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语文学层面；也不取决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之于他的方法所具有的意义持什么样的观点；而是取决于这个方法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什么。
因此，在这本书中，关于黑格尔对思想家马克思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的传记证明，少于有关黑格尔以充分的意识而首次阐发的辩证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所具有的实际重要性的论述。
在那里，卢卡奇不仅假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在结构上涉及同样的内容，而且他还运用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对此加以证明。
虽然卢卡奇1948年出版的关于黑格尔的著作[45]不再以1923年的黑格尔化的立场为基础，但它却意味着对当时早已阐发的观点的补充，即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一样，都源自于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对抗进行阐释的尝试，就这点而言，马克思的辩证法能够在黑格尔基础上建立起来，并且在一种新的（具体的、实践的）基础上与黑格尔相联系。
[46]
重要的是，卢卡奇仅仅把人类历史——而不是自然的发展——视为辩证法的真正的“运用范围”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适用范围。
他的出发点是介于自然领域中的单个的、可以辩证地阐释的联系与人类社会中完全辩证的整体联系之间的根本差别。
正是通过指出，黑格尔在他的自然哲学中逾越了辩证法的合法的应用范围，卢卡奇解释了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所持有的一些观点的荒谬性与古怪性。
把辩证法限定于社会和历史中，也使得卢卡奇有可能看到介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科学性”
与现代自然科学的“科学性”
之间的本质差别。
虽然第二国际的大多数理论家和晚些时候的所有苏联意识形态家（如考茨基、希法亭、普列汉诺夫、列宁、布哈林等）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的、科学的学说，这一学说与自然科学理论完全类似，只不过通过它的另一种对象（及其绝对不能被忽略的独特性质）而与自然科学理论区别开来；但是，卢卡奇则依然忠实于马克思最初的构想，他也把自然科学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技术视为社会历史整体的为历史所决定、有待于被辩证的历史理论所阐释的要素。
结果是，自然科学思想、技术思想与哲学意识一样，也受到时代、阶级的局限：
这并不……涉及，从意识形态的形式中得出技术，并赋予技术相对于经济结构的独立存在在事实上是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
[47]
但是，把自然科学思想和技术思想从历史进程的现实辩证法整体中抽取出来，不仅是布哈林，同样也是（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思想家时至今日依然保留的鲜明特征。
卢卡奇认为，布哈林忽略了自然与社会之间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在自然中可以揭示出规律；相反，在历史中只能揭示出发展趋势。
自然科学能够证明某些过程的必然性，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察仅仅能够证明某一革命过程的客观可能性（继马克斯·韦伯之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阐发了这个范畴）。
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坚持下面的观点才是重要的，即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关于历史进程的具体辩证法的学说，而不是像自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以来所普遍流行的那样，把它看作一个普遍的、无所不包的世界观学说。
他相信，布哈林还是站在“直观唯物主义”
基础之上，因为他“没有对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自然科学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而是未加考虑地、非批判地、非历史地、非辩证地把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对社会的认识”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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