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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更真实。
正如在黑格尔那里一样，自由就在于允许所有苏联公民同苏联政府以及党的领导（被假定为理性的）意志一致。
断言国家和党的领导与“劳动大众”
之间利益和意志完全一致的苏维埃民主理论，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全面的（即使可能是无意识的）继承。
当然，这里还存在绝非微不足道的区别：黑格尔是从一个（唯心主义化的）并非处于他的控制之下的现存国家出发来建立这一论断的；而在斯大林那里，统治者本人为自己制定了那样一个极其有利的理论（同时禁止所有针对这一理论的批判）。
当时，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èbvre）也指出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恰恰在极力谴责黑格尔（以及仍然是黑格尔主义者的青年马克思）时，斯大林主义实际上比所有“左”
倾分子加起来还要更加黑格尔主义。
在为波兰杂志《创作》（Tworczosc）撰写的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与法国思想》的报道中，他写道：“事实上，国家领域把作为国家领袖的斯大林和作为国家组织的党设定为真理的标准。
于是，它就成了黑格尔绝对观念的类似物，成了历史的目标、终点和意义，它可以毫不矛盾地控制一系列的历史对抗。
当马克思主义变成绝对的国家哲学和国家意识形态时，它就被肤浅化为黑格尔主义。
这种（历史的）反讽恰恰发生在人们公然把黑格尔主义丢进历史垃圾桶的时候。”
[79]
列斐伏尔把“斯大林的这种隐秘的黑格尔主义”
归结为“意识落后”
于社会存在，这一同样已然被青年斯大林所表述过的论点。
也就是说，如果所有普通国民的意识都落后了，那么来自彼岸领域的真理必定可以满足他们，而在斯大林（和黑格尔）这里，正是国家或国家公务员（和党的干部）的领域享有先知先觉的特权。
但是，斯大林的这个论点又可以回溯到考茨基与列宁的一个观点，而这一观点的理论影响力同样为科尔施所认识。
也就是说，早在1901年，考茨基就赞成这样一个观点：无产阶级不能从自身出发来达到“社会主义意识”
；“社会主义意识”
是“……在阶级斗争中从外部灌输进来的东西”
，“它不是什么源于其自身的天然存在的东西”
[80]。
1902年，列宁在他的著作《怎么办？》中以这个表述为出发点，得出了党的组织必然与无产阶级大众相脱离的结论。
在这里，考茨基和列宁把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意识变成了两个虽然齐头并进，却没有直接联系的发展序列，并且断言，注重直接性的无产者意识必然会处于落后状态。
与之相反，卡尔·马克思认识到，他所阐发的理论与社会变革的现实进程仍然处于直接的联系中，从而称之为“现实发生的历史运动的普遍表达”
。
如果没有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职业革命家的指引与领导，无产阶级就不能获得社会主义意识。
正是从这个论点出发，才形成了作为正确阶级意识守卫者和维护者的党的学说，进而最终形成了作为历史真理唯一所有者的社会主义苏联国家理论。
但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革命实践”
的具体论述越消失于视野之外，对之所进行的讨论就越发喧嚷嘈杂，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唯物主义特征”
亦会愈发得到强调。
在这种情形下，出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奇和恩斯特·布洛赫笔下的两本论述黑格尔的重要著作分别于1948年和1951年出版了。
这两部著作都反驳了斯大林教条所得出的黑格尔的彻底反动特征，并使黑格尔和马克思更加接近。
虽然弗里茨·贝伦斯（FritzBehrens）和沃尔夫冈·哈里希兴奋地对卢卡奇和布洛赫大加赞赏，并且试图通过自己的历史论著进一步扩展他们的见解，但党的正统学说却日益激烈地反对这两位被称作黑格尔主义“左”
倾分子的作家，而卢卡奇在匈牙利十月起义中的活动，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强硬的意识形态家对他进行全面批判提供了有利时机。
不过，在我们最为详尽地、最为客观地研究斯大林主义者反对卢卡奇和布洛赫的论战之前，我必须至少阐述一下这两本最早的批判性著作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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