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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更为本质性的特征。
技术的主导地位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幸存——如果不是抢救的话；为推进技术进步，它采取了巨型的（垄断的或国家的）组织形式。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只能通过持续地改进生产条件才能幸存，否则“革命”
将会接手这个任务！
马克思还认为，在人对外在世界的（技术的）控制和对自己本质的占有，对它的社会存在、日常生活、他的需要和欲望的占有之间有一种联系，同时也有一种差别。
此外，技术只有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格局之中才占据主导地位：在相互竞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军事阵营”
或“体系”
对峙的地方，在军备竞赛和占领外部空间的竞争的条件下。
然而，这一历史环境格局或许会变成永久性的，冻结成为一个结构。
技术为特殊的社会群体——技术专家和官僚，迄今未能成功地组织自己为一个阶级——所拥护这一事实暗示了某种危险。
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为这个新社会找到一个定义，而是表明这些危险。
在某种意义上说，定义倾向于掩盖危险，倾向于将那仅仅是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呈现为一个已完成了的事实。
定义比这个时代的任何其他术语都更应该激起彻底的批判，也就是说，应该被辩证地思考。
很可能现今还不能给出当前这个时期（突变或者过渡的时期）以一个非常确切的名称。
我们正去向何处？谁能说得清呢？唯一清楚的是我们在我们的道路上——在某处。
尽管这个过程中内在地存在着合理性，但却不能设定最终的目的。
这难道不是驱动着现代社会朝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朝向可能和不可能的各种“向前飞跃”
中的一种吗？——借助核恐怖、灭绝的危险和控制论的合理性的疯狂。
如果我们不想就此停下，使自己满足于这个模糊的、无止境的追问，我们就必须努力探索可能的东西和不可能的东西。
如何探索呢？从马克思开始。
我们不妨循着这条指引性的思路：一种超越哲学、超越被视为分配匮乏资源的政治经济学、超越国家或政治的概念。
然后，更确切的（如果不是更有限的）问题将会出现。
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如此频繁地援引马克思之名，并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能够使它们的实践更接近马克思所阐述的革命和自由的概念吗？在如今现存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可能消失吗？对社会的社会管理能够取代在这些国家中的极权主义计划吗？旧的贷款能够被还清吗？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社会化”
能够保持生机，在资本主义的外壳内达到成熟，并最终将这个外壳打开吗？用更一般的术语说，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国家中，发展能够通过一个质的飞跃，追赶上把它甩在后面的量的增长吗？
所有的这些时代的名称都在不同程度上掩盖了意识形态、神话和乌托邦。
马克思的批判驱散了它们。
新冲突加在旧矛盾上，并取而代之。
例如，当今量的增长和质的发展之间就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它伴随着社会关系中不断增加的复杂性，这种社会关系被对立的要素掩盖和抵消。
对外在自然的控制在增加，而人对自己本质的占有却停止了或者在倒退。
前者主要被归入增长的名下，而后者则被归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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