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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他放弃了以真正空想的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时，格洛普便完全失去了克制，因为极端的（客观的）唯心主义如何能够在特定的条件下独自成为现实认识的前提条件，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当格洛普谴责黑格尔放弃了规范和道德批判时，他对原初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就表现得尤为明显。
就此而言，马克思之所以最终把他所创立的社会主义称为“科学的”
，就是因为它（与乌托邦主义者相反）放弃了从外部施加给历史现实一种评价。
众所周知，马克思并没有在道德上批判资本主义；同样，他也没有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阐释为资产阶级卑劣品格的结果，而是指出了这二者内在于历史的必然性和暂时性。
因此，当卢卡奇从社会境况出发来阐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时，当他称赞黑格尔那已然具有历史性的思维方式（它与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在这一点上非常接近）时，他所做的一切，没有一样是马克思此前没有做过的。
但是，斯大林主义者格洛普却把在此期间的现实如此地简单化，以至于他只能更多地在道德说教的陈词滥调中考察思想史：一切唯物主义者都是进步的挚友，因而是善的；一切唯心主义者都是臭名昭著的反动分子，因而是恶的。
①谁把唯心主义者颂扬为“现实主义的思想家”
，他本人就是无产阶级阵营中可疑的资产阶级同盟者。
对格洛普和苏联意识形态来说，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决定性的、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的历史事件。
在努力彰显这一事件的积极方面的过程中，一切可能使人想起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唯心主义之间连续性的东西，都被小心翼翼地避免了。
对1923年年轻有为的、满怀希望的革命者卢卡奇以及1956年作为反对派的波兰而言，他们并不需要强调对立，突出纯粹理论的差异。
他们所关心的是实现一种在实践中与资本主义的剥削者社会不同的社会秩序，它“通过实现人道主义哲学（抱负）来扬弃”
人道主义哲学（抱负）。
与此相反，苏联意识形态家所为之辩护的却是这样一个社会，它在徒有其表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追赶”
西欧以资本主义方式所实现的工业发展。
坏的实践的相似性要求更加有力地强调理论中的差异。
弗里茨·贝伦斯在他的文章《黑格尔的经济观与直观》中进一步扩展了卢卡奇的分析，他本人也像卢卡奇一样遭到了格洛普的指责：“在黑格尔哲学中附会了太多的马克思主义”
，因而没有看到将二人分隔开来的那条鸿沟。
然而，格洛普却忽略了去研究在两位作家那里大量存在的、他们用以论证自己观点的那些论据和引文。
贝伦斯尤其以耶拿时期的《实在哲学》为依据，它包含着马克思所不能知晓的黑格尔遗产中的大量笔记。
所以，卢卡奇和贝伦斯所断定的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亲缘关系，丝毫无损于马克思的原创性。
他们只是指出，通过追溯黑格尔的思想内核并对之进行新的解释，马克思以天才的眼光再次使得在黑格尔僵化体系的重重包裹之下所掩藏的、最初促使黑格尔思想产生的一部分东西显现了出来。
如果说，马克思如此这般地来重新解释与批判成熟的黑格尔，以至于在他那里可以找到的思想进路也类似地出现在了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黑格尔的青年著作中，那么这并不是反对马克思的论据，毋宁说恰恰证明了他的天才阐释。
但是，当格洛普探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时，他却把自己大曝于天下。
我已然（例如在关于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段落中）指出，在恩格斯及其后继者那里，“革命实践”
这个概念获得了一种与它最初在马克思那里完全不同的意义。
它越来越与实验和工业的“实践”
相一致，这样的实践并不是原来的历史的革命实践，而是说，社会历史整体在本质上没有发生丝毫改变，它仿佛“在没有任何主体的情况下”
就被实现了。
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被认为与现代知识结构类似，那么实践也就不再与它处于辩证的统一中了（就没有理论的实践发生，没有理论向实践的转化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会按照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模式而被理解。
在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完全有意识地与自然科学的统治知识相等同了，因而也就与卢卡奇所期望的、其统治地位会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清除的那种相同的意识形式相等同了，因为它在被运用于人类现实的过程中，必定导致物化和异化。
格洛普认为：
“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早已以一种抽象的方式非常醒目地出现在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中了。
譬如，唯物主义者托马斯·霍布斯就在下面的话中指出一切理论都以实践为旨趣‘现在，哲学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能够运用预见到的影响来服务于我们，以增进裨益，我们能够依据对自身能力范围的认识以及我们的勤勉有意地促成人类生活的发展……科学仅仅服务于权力……’霍布斯也谈到了科学的社会学说的必要性，但他却把它非历史地理解成‘科学的道德习俗学说’。
但是，只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才使得理论与实践（在这一领域?——作者注）的结合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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