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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现在的垄断地位。
在殖民制度和殖民剥削破产和终结后，“中心—外围”
式的不平等的世界格局依然存在。
处于中心位置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国际垄断地位，对处于外围和半外围的国家和民族实施跨国剥削，不仅为其国内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奠定了经济基础，而且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
当然，上述两方面因素只是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调整和历史嬗变提供了可能条件，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重要推动因素，一是无产阶级的反抗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二是一些全局性和全球性问题的倒逼。
（3）不仅要把握资本剥削的各种新变化及其深层原因，而且要把“制度”
和“社会”
区别开来，反思和把握资产阶级国家各种反贫困举措的制度效应和世界历史意义。
由于资本的本性是自由竞争或自由放任，所以，任何有意识的调节和控制与资本的本性、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相容的，因而是对资本的一种扬弃和否定。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反贫困政策和措施，正是给予资本剥削的自觉而有力的控制和限制，是对资本本性和精神的扬弃。
由此取得的成就是“抑制”
资本的结果而不是“放任”
资本的结果，因而是一种“社会性”
成就而不是“制度性”
成就。
所谓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从“坏的”
向“好的”
、从“不规范”
向“规范”
的转变，实际上就是从“放任资本”
向“抑制资本”
的转变。
对资本主义“制度”
而言，这当然是一种被迫的无奈之举，不过，它在客观上却造成了“社会主义因素”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
层面不断成长、不断增加的局面。
（4）尽管说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剥削，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贫困就在所难免，但是一方面，从“共时态”
角度看，资本主义世界并非铁板一块。
哪个国家和地区抑制资本，哪里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就较小，两极分化的情况就不太严重。
另一方面，从“历时态”
角度看，资本主义世界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总体情况也不一样。
哪个阶段和时期抑制资本，这个时期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就较小，两极分化的情况就不太严重。
在这两种情况下，劳动者就不仅不会陷于绝对贫困的境地，其悖论性贫困也会得到改善。
这是在资本剥削和劳动者贫困的关系问题上的两条基本规律，它们不是证伪了而恰恰是证明了马克思的贫困理论。
因此，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与资本主义欠发达国家的情况、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情况与其外部的情况、资本主义发展高涨时的情况与资本主义发展不景气时的情况综合起来进行考察，就会发现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并没有过时。
8.在《如何看待现实社会主义的贫困问题》（第十三章）中，笔者对现实社会主义的贫困问题作了分析、阐释。
文章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贫困产生的根源不同、性质也不同，需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决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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