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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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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近年来，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占据着显著位置，也提出了诸多有待探讨的问题。
其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莫过于历史决定论与人的自由选择和道德责任的关系问题。
按照以赛亚·伯林的说法，一方面，历史决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是不相容的：“一方面断言所有事件的存在状态总体上都由其他事件决定……而另一方面又断言人至少能在两种可能的行动路线间做出自由选择——自由不仅意味着能够做他们选择去做的事情（因为是他们选择去做这些事情的），而且意味着不受在他们控制之外的原因的决定去选择他们所选择的——这两种断言……明显是自相矛盾的。”
[63]另一方面，历史决定论与人的道德责任是互相排斥的：“那些坚持责任与决定论从来不是互不相容的历史学家与历史哲学家都是错的，无论是否有某种形式的决定论是正确的；而且，无论某种形式的对道德责任实在性的信念是否合理，很显然，决定论与道德责任是相互排斥的。
这两种信念也许都没有根据，但两者不可能都是真的。”
[64]马克思也明确指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65]这样，如何理解自由选择、又如何理解道德责任，如何看待历史决定论与自由选择的关系、又如何看待历史决定论与道德责任的关系等等，这些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中居于重要位置的问题和议题，就成为笔者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所在。
[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1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7、88、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参见王峰明：《历史唯物主义——一种微观透视》，1～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7][英]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163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8]对科恩提出的“发展命题”
，S.H.里格比指出：“‘发展命题’并不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在那些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并不具有内在的发展倾向。
对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发展命题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在该种生产方式中，能够根据它所特有的市场和阶级结构来对生产力的增长做出解释。”
（[英]S.H.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性的研究》，吴英译，18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9]乔治·莱尔因也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对社会变革机制的解释”
上，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两种公式之间的对立：一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客观公式’，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的冲突；二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主观公式’，侧重于阶级斗争”
。
（[英]乔治·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姜兴宏、刘明如译，2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其实，这一问题由来已久。
早在1919年5月，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指出：“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
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
……这个明显的矛盾，在马氏学说中，也有自圆的说法。
……但……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载《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
[10]对于物质生产和生产力与人的需要的关系，埃内斯特·曼德尔指出：“对人类经济史的具体分析表明，千万年来人类的需求并没有或几乎没有超过给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普遍化和制度化的需求的‘过量’只是普遍化的商品经济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它离开了‘不能满足的需求’的永续再生产就不能继续下去”
。
（[比利时]埃内斯特·曼德尔：《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吕佳翼编译，182～183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这一见解是深刻的。
[11]当然，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协调这两个方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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