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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马克思把暴力与“经济力”
联系起来，充分肯定了“暴力”
对社会历史的重要作用。
就吉登斯所强调的人口因素而言，马克思认为：“人口的增加会使劳动生产力增长，因为这会使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等等成为可能。”
[41]在谈到早期人类共同体的解体时，马克思还特别提及科学的作用：“单是科学——即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的发展，就足以使这些共同体解体。
但是，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
[42]与对暴力的社会历史作用的确认一样，马克思把人口的增加、科学的发展同生产力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在吉登斯等人看来，马克思在此制造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一方面认为历史变迁的动力源是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动力源归结为人口的增长、科学的发展，甚至是暴力的作用。
其实，这种观点以及一切由此向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发出的质疑和声讨都表明，我们远没有进入马克思的思想世界，远没有达到马克思思想的高度和深度。
因为，如果说经济和生产力的动力作用和首要性，是本质抽象层面对社会历史一般本质和规律的概括和把握；那么，人口的增长、科学的发展和暴力的作用等的重要性，则是现象具体层面对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具体呈现和描述。
现象具体层面确认人口、科学和暴力等社会因素对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不等于就推翻了本质抽象层面经济和生产力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
反之亦然。
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为了阐明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决定性和首要性，传统教科书体系一直用所谓的“内在矛盾”
来解释物质生产和生产力自身的发展问题。
对此，面对“生产力存在其内在动力”
的观点即所谓的“发展命题”
，吉登斯等人始终是一头雾水，难以理喻。
实际上，问题并不像传统教科书所说的那样抽象和思辨，也决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生产和生产力“内部”
的事情。
道理很简单，生产力和经济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和首要性，而经济和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又是各种社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只不过，需要把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内在“构成要素”
的作用和外在“影响要素”
的作用严格区分开来。
[43]因此，决不能把科学、人口、暴力等的作用与生产力和经济的决定性和首要性对立起来。
生产力和经济的决定性和首要性，是社会历史发展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总的趋势”
，而这种客观趋势的形成恰恰离不开科学、人口、暴力等社会因素的合力作用。
前一方面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本质和规律，后一方面则构成这种本质和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
马克思从来没有像吉登斯那样，用人口、科学和暴力等的作用否定经济和生产力的决定性和首要性。
在谈到唯物主义历史观时，他说：“征服这一事实看起来好像是同整个这种历史观矛盾的。
到目前为止，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例如，“蛮人占领了罗马帝国，这种占领的事实通常被用来说明从古代世界向封建制度的过渡”
，因此，“再没有比认为迄今历史上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归结于占领这一观念更普通的了”
。
[44]在社会历史本质和规律的层面，马克思当然不同意这种观点。
这是因为，首先，“在蛮人的占领下，一切都取决于被占领国家此时是否已经像现代国家那样发展了工业生产力，或者它的生产力主要是否只是以它的联合和共同体[Gemeinwesen]为基础”
。
可见，占领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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