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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的feudal原本来自通俗拉丁语‘采邑’（feodum），直译似为‘采邑制度’或‘采邑社会’。”
[3]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
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
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
[4]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唯物史观与实证科学相联系，“实证科学”
则是与“思辨哲学”
相对的，因此，决不能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理解唯物史观的实证性。
在思辨哲学家如黑格尔那里，哲学是凌驾于现实的社会和历史之上的思维或精神的独立运动，所以，它既是一种“独立的哲学”
，也是一种“意识的空话”
。
与此不同，唯物史观以“现实生活”
为基础，既是对人们的现实“实践活动”
及其“实际发展过程”
的描述或叙述，也是对现实的“人类历史发展”
的考察和本质抽象。
如果割断了与现实社会和历史的血肉联系，唯物史观就将失去其意义和价值。
对于唯物史观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
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
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
[5]这就是说，唯物史观所提供的，决不是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而是处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方法。
这一点同样适合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
那么，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究竟提供了哪些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这些原则是否有助于上述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解决？如何运用这些原则回应人们对社会形态理论和唯物史观提出的质疑和批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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