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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配权利来看，从社会总产品中做了这些扣除之后，才是生产者有权（利）分享和消费的生活资料部分。
并且，由于这些扣除是由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决定的，所以，生产者的权利不能违背经济规律，不能超出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所规定的限度。
[92]
2.经济结构与文化发展的区别
除了经济结构对分配权利的限制，还有文化发展的限制。
但马克思所说的“文化”
究竟指什么呢？如若把“文化”
解读为具有共识性的“价值观念”
，显然有悖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因为，尽管说作为一种“规则”
和“制度”
，在权利关系和法律关系的确立和建构过程中会与特定的法律观念、道德观念和哲学观念发生密切联系。
正因为如此，一些人才把某种价值观念看成是法律制度的所谓“内在基础”
，似乎法律规则和制度是由人的观念决定的。
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本质地看，是权利观念必须与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相适应，而不是相反；是法律关系决定人的法律观念，而不是相反。
其实，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多次使用了“文化”
概念。
例如，在谈到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问题时，马克思讲：“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本身也就不同。
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
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
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
[93]这里，“文化水平”
与“自然特点”
相对立；自然特点决定人的自然需要，文化水平则决定人的其他生活需要；自然需要构成劳动力价值的自然要素，其他生活需要则构成其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
又如，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相联系，在谈到工作日的确定问题时，马克思讲：虽然说工作日“不是固定的量，而是流动的量”
，因此“它本身是不定的”
。
但是，“它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变动”
。
一方面，“它的最低界限是无法确定的”
；另一方面，它“有一个最高界限”
，因为“它不能延长到超出某个一定的界限”
。
这个最高界限由两个界限构成，一个是工人的“身体界限”
或者说“纯粹身体的界限”
，另一个是“道德界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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