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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主义反贫困措施及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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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英国资本主义的情况，“何文”
讲：“至于20世纪的英国，显然又比1892年的英国，有更大的发展。”
例如，在184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10小时工作日法案”
，虽然一开始只适用于童工和女工。
而“现在各发达国家，包括英国，早已从10小时工作日的制度，改成8小时工作日，而且每周的工作时间，由6天缩短为5天”
。
“当代发达国家，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现实’，甚而连‘相对’贫穷，也大大‘缩小’，或正在‘缩小’之中。”
[12]“何文”
以“联合国公布的，若干有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作为凭证，认为：“来自联合国公布的基尼系数的数值证明，当代发达国家，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工资收入均有相当大的改善和提高。
既未出现包括白领工人在内的工人阶级的绝对贫穷，也未出现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相对贫穷。”
[13]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何文”
对马克思贫困理论的理解是偏颇的，因为，撇开工人阶级的贫困的悖论特征，如果说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这也仅仅是在“整体特征”
和“总的趋势”
的意义上讲的，并不排除在某些部分和特定时期存在的差距不断缩小的情况。
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这无须否认，否则就有失客观和公允；但是，需要认真探讨的则是引起这些变化的深层原因及其历史影响和意义，否则就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看不到历史深处的本质和规律。
“何文”
讲：“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国家会出现这些新动向？一个简单的解释是：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有识人士’，也会懂得‘发展是硬道理’。”
[14]这种解释显然似是而非、不得要领。
笔者以为，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这些变化与资产阶级国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
按照法国学者皮凯蒂的解释，从整个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情况看，“政府只能履行基本的‘王权’职能（警察、法庭、军队、外交以及一般管理等），而不能介入太多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
与此不同，“政府在‘二战’后的几十年内形成了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核心作用”
，近几十年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更是“发挥着空前大的作用”
，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越来越强。
例如，征收遗产税、累进所得税，甚至对过高收入实行“没收性”
税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
加之，在社会职能方面，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成本大部分由政府公共财政承担，同时，政府推行“替代收入”
（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和“转移支付”
（家庭补贴以及低收入补助等）政策，以保证家庭的可支配收入。
[15]这些都有助于贫富差距的缩小，有助于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从而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贫困”
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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