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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由个人所控制不了的资本所制造出来的需求，因此它是一种被控制的、外在于人的需求，这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对人的控制已进入到人的内心世界，同时也使当代西方人成为沉醉于追求物质消费而忘却精神追求的“单向度的人”
。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批判主要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批判，其着眼点主要在于揭示当代西方社会是如何控制人，并指出消费主义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批判则既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批判，同时又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生态批判的重要内容。
在他们眼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不仅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消费意义的新变化，而且造成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依赖，强化了异化劳动，并最终成为当代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消费批判切入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并把消除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作为实现社会变革的动力，既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理论特点，也体现了他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和深化。
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吸收了马尔库塞在《自然和革命》一书中关于人的解放包含着自然的解放的思想。
马尔库塞在《自然和革命》一书中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只能靠对资源、对大自然的全面毁灭才能生存下去，才能实现对人的统治，其结果是自然环境的破坏和人生存的危机。
“商业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然不仅从生态的意义上，而且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的生活世界。
它妨碍着人对他的环境世界的爱欲式占有（和改变）：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无论是在异化的彼岸，还是此岸；它也使人不可能承认自然是自主的主体。”
[32]马尔库塞指出，这里所说的“自然”
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服从技术理性和资本主义统治的外部自然界，二是被技术理性所压抑的人的自然感性冲动。
马尔库塞由此强调，要实现人的解放也意味着必须实现自然的解放，这里所说的“自然的解放”
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解放属人的自然，即解放人的原始冲动和感觉；第二层含义是指解放外部自然界，使之摆脱技术理性的控制。
自然的解放“并不是回到技术前状态，而只是推动它向前，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技术文明的成果，以达到人和自然的解放，并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毁灭性滥用中解放出来”
[33]。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尔库塞关于自然的解放的思想：其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尔库塞关于人的解放包括自然的解放，以及把自然从技术理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思想。
在马尔库塞思想的影响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威廉·莱斯具体分析了技术理性是如何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进而成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的。
在此基础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技术理性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和生态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必须重新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控制自然”
的观点，强调不应把“控制自然”
理解为通过科学技术的革新和运用来控制自然，使之服务于人们对物质财富的非理性追求，而应该把“控制自然”
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从而使控制自然的进步变成人性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也使人类真正享受控制自然进步的积极成果。
“控制自然的观念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解释，即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革新。
从这个角度来看，控制自然中的进步将同时是解放自然中的进步。
……从控制到解放的翻转或转化关涉到对人性的逐步自我理解和自我训导。”
[34]其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继承马尔库塞关于自然的解放意味着人的感性获得解放的思想的基础上，着力分析了如何摆脱受广告所支配的异化消费，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来实现自我价值确证。
马尔库塞之所以提出人的感性解放的问题，是因为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实现了对人的总体统治，人已经无法具有自己的自主意识。
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就必须首先恢复人的自由意识，即新感性。
马尔库塞是立足于政治革命来谈论人的感性解放的重要性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把人的感性解放同消除异化消费和解决生态危机联系在一起。
在他们看来，当代西方社会在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支配下，人们把受广告所支配的商品消费看作实现自我满足的唯一方式，这种异化消费既强化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异化劳动，同时也强化了生态危机。
因此，摆脱受支配的异化消费，把满足建立在真正需要的基础上，正确处理需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使人们到自由自觉的劳动中实现自我，就成为解决生态危机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关键。
总体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在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赋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以全新的内容，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进一步拓展到了生态批判，从而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1]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416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参见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研究》，第四章，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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