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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理解，托洛茨基多迈的这一步，已经使社会意识开始感受到，惩办失败了的政敌是绝对正常的做法。
如果说镇压那些不幸一出生就是王位继承人的孩子们是正当的，那么为什么不能把镇压手段用于曾经和沙皇制度斗争的同志，既然他们威胁着革命？如果说可以镇压对十月革命有自己独特见解的社会革命党人这些革命者，那么为什么就不能镇压坚持自己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的看法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呢？
最后，如果革命的成功确实是最高法则，那么怎样才能避免牺牲和滥施暴力，怎样才能避免领袖专政呢？
对历史学家来说，所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问题。
如果专心致志地研究例如工人和农民在革命的各个阶段在党内的比例问题，那当然很容易避开这些问题。
但是，如果不深入思考革命的本质——关于革命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他就不要装模作样，想找出什么所谓俄国启示录的根源。
如果我们在精神上还没有成熟，还不能理解内战是民族的悲剧，而人民又不能找到其他少流血的办法，以克服其内部的对抗，也不能找到改革使其厌恶的生活的途径，因此而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可怕的代价，那我们就不应当装模作样，说我们与20世纪30年代赞成大规模自相残杀的那些人不同了，思维方式也变了。
总而言之，如何看待国内战争这场悲剧，这是衡量一个人的真正文化修养的尺度。
阶级斗争和阶级战争这种大屠杀和斯大林的血腥镇压一样令人厌恶，这里没有任何令人高兴和值得赞美的东西，一个阶级欢欣鼓舞地去消灭另一个阶级，兄弟之间相互厮杀，这里无任何教益可言。
这种充满戏剧性的局面，不是从我们这个时代开始的。
正如马克思早就描述过的，悲剧就在于，为捍卫自己神圣的真理而斗争的双方，都认为自己一方是正义的。
所以，列夫·托尔斯泰打算撰写的一部描绘革命和革命者的长篇小说，书名叫《没有错者》，这不是偶然的。
这并不像斗争的参加者想象的那样，是什么阶级或政党之间的斗争，这实际上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状态之间的斗争，即该民族的过去和其未来之间的斗争。
例如在俄国，其中旧的制度不仅仅是沙皇和地主的政权，而且也是一个民族的过去。
马克思指出，当事物作为现存的世界秩序同刚刚诞生的世界作斗争时，站在旧制度一边的并不是个人，而是世界历史的迷误。
因此，旧制度的死亡是悲剧性的，这个悲剧恰恰在于，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说明谁拥有真理。
无法给斯大林主义者们的恐怖行动作论证，正如无法论证此前在内战时期实行的恐怖一样。
因为任何恐怖都不是多少尚可加以辩护的对手执武器的敌人的残酷，因为那是以残酷对残酷。
斯大林和季诺维耶夫在1919年所搞的“红色恐怖”
是枪毙人质，引用的是阶级或阶层集体负责的原则，即起码要杀掉一大批非无产阶级阶层的人。
屠杀沙皇军队的军官，仅仅因为他们是军官；而屠杀神甫，也只是因为他们是神甫。
恐怖永远是丧失理智的、破坏阻止人类兽性发作之堤的东西。
革命不可能发挥道德功能，相反，只有当革命是道德的继续，只有当它捍卫道德的利益、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利益时，它才是正当的。
只有从无条件地厌弃暴力的立场出发，从任何人都无心伤害另一个人的性命的角度出发，才能够客观地判断斯大林的行为。
这样就无由争吵了。
令人费解的只有一点，即许多谴责斯大林主义者的人，都不愿作出原则性的结论，而只想从我国发生的事情中得出个别结论。
下面我们把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当作一个观点体系来探讨一下。
首先我们要说，关于农民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必然具有“小资产阶级性”
这个公理，形象地说，是一根至今没从我们的意识中拔出的“刺”
。
直截了当地说，这也是我们当中许多人身上存在的那个“斯大林分子”
在作怪。
反农民情绪，对出自农村分散劳动的一切都表示怀疑的心理，恰恰是这些东西经常冲刷掉斯大林主义的反对者和拥护者们之间的界限。
斯大林所接受的“富农的危险”
这个命题，与农民占多数的国家的党有小资产阶级复辟危险的命题，如出一辙。
顺便说说，今天的改革反对者们正在用斯大林的命题，为斯大林在农村使用暴力作辩护。
对个体农民完全不信任，这是不能容忍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不信任农民是斯大林所固有的本性，而是因为这和健全的理性相左。
这种不信任是反常的，其背后隐藏的仅仅是对另一个更纯洁的世界的幻想，那里将不存在似乎是粗鲁愚昧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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