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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阿勃拉莫夫不止一次地讲，我们惯于从共产主义个性的理想高度，去品评苏联人、农民和劳动者，这常常是不公正的。
这些人是国家的支柱，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们都顽强地从事劳动。
我们不去提高这些人，而是有意识地贬低他们。
俄国哲学家C.H.布尔加科夫早就警告说，相信改造世界和改造人的灵魂的奇迹，可能导致“精神贵族的特殊变种，他们目空一切地把自己和民众对立起来”
。
这位思想家写道：“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知识分子，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动摇于两种极端之间——对人民顶礼膜拜或充当精神贵族。
要求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人民崇拜（赫尔岑开创的旧民粹派形式，其基础是相信俄国农民的社会主义精神，或是最新的马克思主义形式，它把这些特点赋予人民的一部分，而不是全体人民），出自知识分子信仰的基础本身。
但从这种信仰中又必然产生其对立物——对人民持傲慢态度，把人民视为拯救的对象，视为需要保姆教其‘觉悟’的未成年人，用知识分子的话来说，是未受过教育的人。”
假如在社会上，首先是在党内，在党的积极分子中间，在年轻的积极分子中间，不曾传播关于纯洁人的信念，那么斯大林就永远不会成功地进行强制性的全盘集体化，也不能那么快地破坏农民的，即俄国人民的生活方式。
问题在于，我国社会，特别是青年，愈是受到关于人的浪漫主义观点（顺便说说，这些观点与卢梭的思想很相近）的教育，愈是受到有关未来和有关社会主义乌托邦观点的教育，斯大林的经济冒险主义的基础也就愈巩固和愈雄厚，对这个落后的、仍然“不纯”
的民族使用暴力的做法也愈加容易辩护。
关于新人的信念加强了对一切传统的东西，同时也是对民族的东西的恶感，这只能加剧对健全理性及生命采取的“左”
倾过火行动和暴力。
这个信念曾经鼓励过那些头脑最清醒的人，助长了人们对斯大林建立新奇独特的“独一无二的”
社会的企图所持的热情的、因此也是非批判的态度。
总之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共产党人（而且不仅是我国的）中间流行的是卢梭的，而不是马克思的关于人的本性的观点。
须知，受启蒙思想教育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始终是辩证法家。
他们和卢梭不同，他们都以批判的态度看待人的本性，把人看作是其因素、感情和本能充满矛盾的人。
恩格斯写道：“……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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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待人，并不是重复原罪思想，不过这种看法也和基督教一样，能促使人们对人的本性作出清醒的评价，认识到道德教育问题的尖锐性，让人们珍惜文明在抑制人的自私天性上所学会的一切。
由此会得出另一种比我们更严重的看待人类道德和普通道德规范的教条主义观点，由此也就会明白，道德领域的本能，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会导致多么可怕的后果。
我们忽视人的本性和人的矛盾的本质，这就使我们不能在认识人的因素的同时，严肃地解决劳动的组织和劳动刺激问题，也使我们无法认清各种政权的本性。
美化人的本性，不仅不能加强社会的道德，反而会破坏它，因为这会忽略自然的克制机制，而使蛊惑人心的人和伪君子能够践踏普通的圣经规范，能够嘲弄那些提到良心、正派和礼貌规矩的人们。
例如，我们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Г.马尔科夫曾在《文学报》上写道：“贬低社会主义的东西，将其贬低到全人类（就该词的旧的、有限的含义讲）的水平，这就意味着对人的评价过低。”
不应忘记，不仅是斯大林时代，就连停滞年代，也都是对人的本性评价“过高”
的时代。
20世纪60年代末斯大林分子的反攻倒算，在哲学上就表现为，对人类的道德发起肆无忌惮的攻讦，特别是从思想上“揭露”
那些在自己伦理学著作中肯定良心和善的首要意义的人。
借口“不能放弃原则”
而向改革发起的进攻，仍然伴随着对所谓“伦理学范畴的经院哲学”
的攻讦。
斯大林主义的许多东西是建立在下述信念上的：知识和科学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人有无限的能力。
斯大林主义的思维，也就是这种人的思维：他野心勃勃，自信无所不能——可以征服世界、征服自然和左右时空。
怀有这种人的知识具有无限能力的人，首先会坚信，可以完全用自觉的东西取代自发的东西，用必然的东西取代偶然的东西；坚信能够使社会的一切经济联系完全服从于计划，能够使国家对社会上的劳动积极性的各种表现进行监督。
所有写到斯大林和科学界的关系的人都会提醒人们注意，斯大林是多么容易受虚幻的、根本就无法实现的思想的引诱。
这不仅说明他缺乏知识和外行，而且说明他坚信科学无所不能，说明他对一切假科学之名而被吹得神乎其神的东西，缺乏合理的怀疑。
作家П.拉兹贡在他的《并非虚构》中讲到一个例子，说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全苏高尔基实验医学研究所的医生和领导在当时是何等养尊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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