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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德烈耶娃的反改革宣言和后来在她的答南斯拉夫《消息报》问中，既没有一点唯物主义，甚至也没有一点分析我国经济经验的意思，更没有反映我国现实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的迹象，我想这并不是偶然的。
她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劳动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但她为什么对下述的一切置若罔闻：今天的亿万苏联人靠什么生活，是什么给他们的生活蒙上了阴影，又是什么妨碍了他们的幸福？人们“普遍失去常态”
、对劳动不感兴趣、懒惰成性，已经成了我们民族的灾难，我国社会行家里手逐年减少，我们的商品制作得越来越糟，苏联作为一个生产者的威望日益降低，对这一切她都无动于衷。
可以证明，类似的思维方式是平均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旧病复发，就其本性来讲，这种社会主义一心想的就是如何对他人财富实行再分配的问题，它甚至不知道该从哪个方面去解决组织生产问题。
今天正在与改革作斗争的平均社会主义，不能为社会提供任何积极的发展纲领。
在这种情况下，一心想充当工人阶级利益和苏联社会利益捍卫者的人物，正在自觉地将人们引入歧途，使人们看不到主要危险，看不到生产基础惨遭破坏的威胁。
这已经不是作为蹩脚理论之表现的乌托邦，而是**裸的犬儒主义了。
这和教条主义者妄图以阶级斗争为据替斯大林的罪行辩护已经相去不远了。
显然，只有无耻之徒才会为屠杀无辜辩解，而且还是用历史的规律为之辩护的。
冒充共产主义卫士的往往是些极端自私的人，他们心黑手辣，对人毫无同情之心。
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比佯装捍卫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生活基础的利己主义更为可怕的了。
请想一想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哲学意义吧。
人类史上可曾有过类似的情景：为了一个罪人的虚荣心和疯狂的权势欲，让这么多人的生命在人道主义的口号下成了牺牲品？大概没有。
冷酷无情地破坏生活的基础，致使千百万人无谓的牺牲，这种人不应自称共产党员和争取人的幸福的斗士。
共产党人和所有人一样，也可能犯错误，可能沉溺于他那个时代赖以生存的幻想之中。
他和大家一样，无法确切知晓明天将如何，也无法预见其决定和行为的一切后果，但他无权为满足一己私欲而藐视常理。
“左”
倾激进分子不愿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坚实土壤，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现实生活使他感到枯燥无味。
他无意于在细枝末节、实际事物和经济领域中耕耘，“他发疯似地寻觅急风暴雨”
，他极力使社会政治生活保持动**的局面，因为这种时候刚好非常需要他这种人。
革命的教条主义和超革命性的基础，是人类史上已知的各种利己主义和人的兽性表现中最为危险的一种，这正是知识分子伪善的利己主义，即“力图把自己的偏好强加于世界”
，强使世界接受他们关于人的价值观。
这种利己主义的表现是，力图使革命和社会生活保持在对他这位“左”
倾教条主义者适宜的状态，使之符合他的性格特征，使他能扬长避短。
在这种情况下，利己主义和个人利益绝不在于追求获取更多的好处和生活的舒适。
尽管所有一般共产主义生活观念的鼓吹者在革命后，都不无满足地享用着白银堆中供个人用的国家别墅。
其动机首先是希望用自己的“左”
的标准改造别人的生活，把自己的价值、善恶观和关于历史规律的观点强加于人。
对超革命派来说，重要的是让人相信，他给生活的规律和价值所下的定义是精确的，他的生活尺度才是真正适宜的生活尺度。
说不定，托洛茨基正是因为这个才追求不断革命的，因为没有大大小小的群众集会他就活不下去，他也很难想象，将来在政治上他能停止发号施令和不再摆布他人的命运。
遗憾的是，斯大林的秘密和他一起被埋葬掉了，以致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关于自己、关于党、关于世界和他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
这显然也是个损失，因为了解他在对人们、对阶级甚至民族判处死刑时想了些什么，恐怕是很有教益的。
斯大林无缘无故搞起来的革命独裁，彻底地毁了他。
但他所做的一切，则是对整个人类的抗议。
是什么惹得他发火呢：可能是决心为自己的一切卑微地位进行报复的凡夫俗子的暴乱吧？
人们曾经觉得，不可能把“左”
的教条同其社会基础、同被屈辱被损害的人的急躁情绪和冷酷无情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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