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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严肃的世界观之争缺乏准备，这也加重了恐惧心理，因此也就加强了玩弄共产主义辞藻的人和数十年来不断用“修正主义”
、“违背原理”
等可怕的帽子在社会上制造恐怖气氛的人的政治立场。
当我们听到安德烈耶娃大喊大叫，指责十九次党代会忽视了共产主义目标，认为今天的所有改革和民主创举都是在纵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时候，我们的两条腿就发抖了。
这时大家都明白，所谓我们正在向没有搬运工和建筑工、不用对劳动和消费进行监督的社会迈进的说法，在今天我国这种劳动素养注定落后和大家普遍不正经干事的情况下，纯粹是一种蛊惑人心的宣传，是想避开就我们的真正问题所进行的严肃讨论。
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恐吓知识分子和所有真正为我国的现在和将来担忧的人的十分简单的方法，是我们老早就非常熟悉的。
因为老的“战无不胜的战略”
至今仍在起作用，既不用去想，也不用考察研究，光说别人丧失了“共产主义目标”
就行了，然后一告密（这种形式屡试不爽）就算大功告成了。
例如，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的“共产主义目标”
，让我国和我国人民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这是尽人皆知的。
它使1965年的经济改革半途而废，使为我国经济引进合理机制的一切尝试受阻，使谢金方法（шекинскийметод）和作业队承包制刹车。
它使我国陷入了经济危机，使我国在科技进步领域大大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使土壤贫瘠，使许多尚存的希望破灭。
我们知道为醉心于杜撰的理想而忽视现实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难道头脑健全的政治家，为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生命财产负责的政治家，有权用革命词句的响亮程度，而不是用经济合理性和效率这样的标准，不是用人们的福利，来检验自己的经济步伐吗？
我们为什么就不敢对背离共产主义思想的蛊惑者们讲：不要把人们的头脑搞糊涂了，别妨碍他们思考和工作，不要没完没了地恫吓党和社会，这说到底也是一种犯罪。
为什么我们不敢对这些人说，他们之所以还混得下去，不过是因为民众在政治上的无知，因为斯大林时代给人们造成的恐惧心理尚未克服；而他们极力塞给民众的理想，实质上也并非理想。
非商品生产、农民不再是农民、财产不再是财产而变成了无主的东西、人忘却了“自我”
——谁会把这些东西当作理想和幸福？
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实人道主义在内的人道主义，其理想始终是摆脱了一切异化形式的、能享受人的一切幸福的公民。
理想还包括人的尊严、个人的自主性（首先是精神自主）、发表意见的权利、犯错误的权利、选择职业和住地的自由、交际权、享受过去和现在的文化的权利，即在改革条件下我们所重新获得的一切东西；一旦这些人道主义价值变成人们的血肉，成了人们不可或缺的东西，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斯大林主义了。
必须学会鉴别，什么是作为对暴力、残忍和剥削的必然的和正当的反抗的革命性，什么是从人的虚荣心、醉心于标新立异或者干脆出于想对使你遭受屈辱的现实进行报复而产生的假革命性。
超革命性和“左”
的教条主义把革命变成目的本身，这实际上扩大了暴力和不公。
斯大林的“左”
倾试验导致的民族自戕政策，除使生活基础破坏之外，别无其他。
斯大林的国内社会政策没有丝毫建设性的因素。
如何鉴别为了正义、为了饥寒交迫备受压迫的人们的幸福而甘冒风险，不惜牺牲自己的诚实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怎样才能把他们和那些带来暴力和死亡的革命家区别开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这是早已举世皆知的，即“请看他们的所作所为”
。
列宁早就想给自己找一些标准，以此把假革命者、“左”
倾激进分子同真正的革命者区别开来。
通过对“可怕的革命性”
和五花八门的幻想家的“急躁性”
等原则的认真思考，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标准首先应是看其是否能“掌握理论”
。
促使一个人投身革命的动机不纯，必然很快表现出对理论的轻率态度。
这类革命者不可能认真探索真理，因为他们感兴趣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只想知道如何保证自己能投其所好，即参与颠倒生活。
“蹩脚的空洞理论”
在十月革命后的70年里产生出许多用暴力强制促成跃进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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