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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转折的阶段，当时，以往的教学体系已经死掉，而新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召开全国性的会议讨论这个题目不仅是时代的要求，而且预先决定了上述会议的成功。
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看到了在哲学教科书的出版、新哲学杂志的问世、举行的学术会议和研讨会的数量方面的雪崩般地增长，看到了真正的“繁荣”
。
在此只要举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举行了两次规模很大的全俄哲学大会，一次在圣彼得堡（1997），一次在叶卡捷琳堡（1999），而眼下正在积极筹备将于2002年在罗斯托夫举行的第三次全俄哲学大会。
我们还可以指出，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哲学教学使用的主要是由И.Т.弗罗洛夫主编的一本教材（它至今仍在使用）[2]，那么现在在书店的货架上可以见到几十种哲学教科书和教学用的参考书、文选、手册、词典和百科全书。
这里已经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怎样才能不“陷入”
哲学潮流的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著作、措施和事件之中？当还没有相应的传统和必不可少的干部时怎样在多元化的条件下教授哲学？如果大学的工作人员即使算上“业余商业活动”
的收入其工资也难以启齿，那怎么吸引有才能的年轻人来教哲学？毫无疑问，认真地谈论哲学教学这个题目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这次会议不仅是迫切需要的，而且是及时的。
二、上述问题现在如何解决
一个世界性的潮流是：哲学正在努力重新面对现代生活的现实，首先是面对新的伦理学和全球性的、重在关注生态问题的世界观的形成。
在俄罗斯，这些问题虽然也有紧迫意义，但需要解决的（正在讨论的）首先是另外一些问题（在西方，这些问题如果不说已经解决，那发出的也是另外一种声音），其中有：“我们多数人怎样理解哲学”
、“我们将制订什么样的教学计划”
，最后是，“我们怎样解决哲学教师的问题”
。
到现在为止，在我们这里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还被当作科学和一门需要学会、掌握的课程来理解与教授。
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哲学教学的基本思路是获得知识，写出教材（本来意义上的教材），以及作为结果、通过按照“知道—不知道”
的原则组织的考试来检验所获得的知识。
教学方案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上述倾向，它的方针首先是讲授各种平庸化的“指定课”
，讲这些课时教师很容易互相代替，同时，有教师署名的课程的研究设置则得不到扶持与鼓励。
关于教师队伍，只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够了：在整个国家中，哲学教师是岁数最大的。
根据高等教育部的最新材料，他们中的18%超过60岁，30岁以下的只占6%。
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状况的改变在不远的将来，首先是由于客观的原因，使人感到并不乐观。
三、现在有什么不足
不足之处有很多，我们只指出其中几个。
第一，想要把哲学引入实践的层面带来了不合理地把哲学的对象变窄的危险，也带来了对哲学的下述功能评价不足的危险，如世界观功能、方法论功能、认识论功能和价值论功能，等等。
第二，由于把哲学与科学等同起来，哲学将丧失自己的特点（这一点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更明显）。
从总体上看，大学生们不是向往“爱智”
，而是对物感兴趣；在他们那里对独立思维的兴趣没有得到发展，对现实和正在发生的事的批判性评价得不到扶植。
第三，当没有教师署名的课程时，教师们很难表现自己的创造性，他们的创造得不到鼓励，就是说，他们很难不仅仅是“当老师”
，而是激起兴趣，受哲学吸引并投身于哲学。
第四，对许多教师来说，年纪大成为他们在学术上极为消极的态度的原因（对哲学期刊和最新的出版物没有兴趣，不参加哲学大会、学术会议和争论，等等），其结果不能不影响到教学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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