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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被马克思主义用来充当“历史进步的创造者”
，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全球共产主义扩张的“理论纲领”
——这种观点在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贝尔斯的著作《共产主义。
它的信仰与谬误》一书中得到论证。
他写道：“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产生者和思想源泉，它宣称，暴力，而不是文明历史进化的自然规律，是第一性的决定因素。”
[4]这样的说法还可以举出许多，因为这样的观点在西方非常流行。
近几年来也有某些俄罗斯理论家附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者，这里所追求的往往是远离探索科学真理的目的。
譬如说，现在成为时髦的是，在革命领袖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完善和错误中，寻找20世纪革命解放运动（从俄国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到1959年古巴革命）的客观代价和主观冒进的根源。
现在有人试图把斯大林大规模镇压的政治、苏联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治、古巴向其他国家“输出革命”
的政治、前社会主义国家压制自由和人权的反民主实践、从前宣布忠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系列亚非国家的专制体制——把这一切都算在马克思主义的账上。
某些思想家甚至倾向于把新俄罗斯当权者运用暴力手段保护自己的权力和与分离主义作斗争，包括1993年解散议会和俄罗斯车臣战争，也解释为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遗迹。
今天那些企图按照一定线索重新解释过去历史，包括过去时代的革命思想和运动的人，他们通常都遵循我们时代的价值和范式，是从当代社会政治现实出发的。
这种立场在科学上的缺陷和失误是显而易见的，它从今天的观点评价过去的事物，没有考虑到一定思想之所以诞生和一定事件之所以发生的具体历史条件。
例如，《俄罗斯史。
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一书的作者们完全否定地评价民意党人的全部革命活动，把这些活动看作是无益的和有害的，他们得出一个武断的结论——通过革命不可能解决任何社会问题。
[5]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也遭到怀疑。
然而，在怀有成见地和片面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和民意党人（他们牺牲自己，试图以暴力方式改变19、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历史）的活动之前，应当深入考虑到革命思想的创造者和实行者所处时代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应当“从内部”
去看过去的历史。
众所周知，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思想在18世纪到19世纪再到20世纪初，是那个时代的“世界流行风”
和进步的象征，得到广泛支持。
当时的社会思想和实践充满了“革命的狂热”
。
正是席卷西方的革命浪潮伴随着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民主理想的宣布和确立，这些理想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极大关注。
一次次革命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加速发展，如果没有这些革命，人类历史就会完全是另外的样子，文明发展水平也会完全不同。
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正是产生于“革命暴风雨时代”
，这不是偶然的，它是已有革命经验的理论概括，是未来革命改造的科学指南。
革命思想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俄罗斯，也成为主导思想。
俄国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从工人到贵族，都以言语和行动表达了自己对革命思想、对反抗腐朽专制斗争的肯定态度。
尼·别尔嘉耶夫说，关于革命的念头是思考中的俄罗斯的宗教和哲学。
谢·弗兰克写道，“革命偶像”
是那个时代的象征，“对革命的信仰”
贯穿于全俄罗斯的广大民众。
毫不奇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成为20世纪初俄罗斯革命世界观的主要源泉之一和精神生活的最重要因素，而在今天却被某些人看作是“面目狰狞的人”
。
当时俄罗斯公众对待民意党人的恐怖活动（与现代恐怖活动有很大区别）的态度也具有标志性。
当时人们把这种恐怖活动看作是残酷的，但终究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
民意党人在社会大多数人眼中获得了英雄和“正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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