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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上没有罪过者的地方寻找罪过者。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主张，没有绝对的和永恒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是有历史时代界限的。
他们反对教条主义，呼吁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变成圣像，号召自己的继承者用科学和实践的新材料来丰富和发展这一学说。
世界历史过程的辩证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现象和趋势，新的“历史条件的总和”
，这要求必须在考虑到当今社会现实的情况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些方面加以现代化。
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暴力理论，也应当加以校准和修正。
显然，阶级斗争因素在当代条件下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发挥独有的决定性作用了。
现在科技革命因素开始发挥很大作用，它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日益重大的影响，包括对阶级斗争及其手段和形式。
现在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产生巨大作用的还有这样一种因素，即日益增长的一体化趋势，人类共同体的全球一体化过程。
核技术时代人类生存的绝对命令，要求必须结束以社会主体的恒久暴力和不妥协的对抗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必须制定对待阶级斗争问题、国家和民族矛盾问题的新立场。
选择阶级斗争和解决国家冲突的适当形式和方法的问题，现在正在转化成保存地球上的生命和文明的问题。
大规模杀伤武器和大量原子能客体的存在，使得诉诸暴力的政治成为非理性的，造成把暴力从历史“助产婆”
变成历史掘墓人的危险。
在现代条件下提到首位的是和平合作和社会妥协的政治，是阶级、国家和全人类利益的最适宜关系的政治。
社会关系的民主化和人道化、寻求非暴力的文明进步的手段和途径，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写道：“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29]人们为了能够生存，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展文明，他们就应当具有维持自己生命力的条件，就必须有和平共存与合作。
因此，和平与安全是每一个个人和全部民族的第一历史需要和权利。
无疑，对立的社会力量、历史趋势和阶级矛盾的斗争，在现代世界也正在发生。
但是，不仅要考虑到和分析对立因素的本质和根源，而且应当考虑到和分析人类统一的现有源泉和前提，以及人类所内在固有的多种联系和可能性。
黑格尔关于“现实即可能”
的公式意味着，客观存在的世界也包含着“多种状况”
[30]的现实可能性，显然也包括非暴力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但这一可能性不应建立在抽象的和主观的愿望基础上，而应当建立在现实的客观事实基础上。
用黑格尔的话说，当现实的可能性否定自身，就将变成现实的必然性。
现代政治实践证明，在某些发达民主国家存在的法律和社会管理制度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对和平解决阶级矛盾和冲突是有效的，给出了避免运用武装暴力的可能性。
当然，谁也不能保证这将成为规则，而不是例外现象。
与此同时，在这个问题上马上就出现了无根据的过分观点，把愿望当作现实。
非暴力地解决国内外冲突的实践，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和最终取得胜利的现象。
非暴力被宣布为争取正义的斗争的唯一适当和可能的方式。
这里存在着对和平主义观点的抄袭，宣扬“不抵抗恶”
的原则。
未必有理由赞同这样的意见，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是历史“助产婆”
的论断在当今时代已经穷尽自身和完全过时了。
如果关注一下真实的政治现实，则展现出来的是另外一幅图景，远非如此乐观。
在过去的历史上，文明从低级到高级的转变意味着社会生活的更加民主化，人际关系的更加人道化，人的自由的更大增长；同样，在未来时代，这一过程无疑将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在品质和包容一切的性质。
（徐凤林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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