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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理论和实践明确地证明了人文科学在生产发展和人们所有共同活动及组织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生产力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内容也是最重要的内容，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结论，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把“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即人口的增长也纳入到社会生产的概念时忽略了这一结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总体上讲述的关于社会生产的观点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得到了系统发展。
在这里我们可以读到：“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
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
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120]
所引用的恩格斯的论点与前阶级社会的氏族制度的分析直接相关联，在该制度下社会生产关系是血亲关系。
因此，恩格斯在上述引用的论点之后强调：“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
[121]不能不同意这一得到无数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确认的论点。
但不能因此得出恩格斯确定的适用于所有历史时代的结论，根据他的结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基础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而且是人类“种的蕃衍”
。
历史经验从未在任何程度上证明，人口的增长与生产力的进步之间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在经济落后的非洲和亚洲国家人口迅猛增长，这不仅没有加速生产力的发展，相反，却形成了庞大的失业大军，延缓了这一进程。
而在高度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增长根本不显著，甚至在一些国家没有任何增长，但生产力却在继续高速发展。
这样，两种生产决定社会发展的论点乃是错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陷入其中看来是因为他们抽象而宽泛地诠释了一个完全正确的论题：人乃主要的生产力。
由此似乎自然可以得出：能参与生产的人越多，生产的规模就越大。
但人口数量的增长与生产力的进步不是社会发展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人口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没有得到进一步阐述，这就是产生上述错觉的原因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19世纪创立并研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
20世纪他们的追随者并没有用真正新的论点来丰富这一学说。
而且，在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社会生产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只需要指出一个还没有在理论上予以充分思考的事实就够了：当今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从事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生产的人只占不超过20%的劳动人口，同时，其余部分从事的是所谓的服务业，而该行业很大一部分（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的话）是处于物质财富生产之外的。
这是否意味着，物质财富的生产不再是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基础了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具体化：物质财富的生产是社会生活唯一的决定性基础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能是片面的。
看来，说到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基础，所指应该是总体上的社会生产，即服务的生产、知识的生产等，而不只是物质财富的生产。
此外，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社会决定性基础这一概念也包含了构成社会经济结构的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即使非社会生产关系也多多少少与社会经济结构有关系。
这样来回答上面所提出的问题就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原有论点作了一定的修正。
（伍宇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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