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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开头我指出，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赋予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决定性的意义，这种理解原则上与暴力理论无关。
暴力理论是对历史过程的唯心主义解释的变种。
无疑，列宁是唯心主义的反对者，但是他所特有的对革命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过高评价是向唯心主义地理解历史的让步。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列宁写道：“各国人民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只有用强力才能解决。”
以后几年，列宁不止一次地返回到这个论断。
然而，要理解这种社会学概括与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之间的不相容性，并不需要特殊的洞察力。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的工业革命无论如何不能解释为对伟大的历史问题的暴力解决。
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同样可以谈论当代科技革命，借助于科技革命实现了（继续在实现）地球上所有民族生活的巨大变革。
从这些印象深刻的例子过渡到一般结论，有充分理由说，各民族生活中的巨大问题首先要通过经济发展的途径来解决。
夸大暴力的作用是整个列宁主义的特点。
列宁自己曾企图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相应解释来证明这个特征，他把这个学说直接描述为“暴力革命的颂扬”
。
同时，列宁强调：“必须系统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
[150]然而，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基础是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当然，列宁非常熟悉这个真理，但他在自己的全部活动历程中主要地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关于革命暴力在人类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的学说。
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具有唯意志论特征。
几十年来，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我们国家（部分地在国外）被当作是对其唯一正确的理解，实际上这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实观点的歪曲，而且是对其最实质的观点的歪曲。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被教条化，因此更加深化了这一歪曲。
除了克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唯意志论解释之外，没有通向正确理解该学说的其他道路。
（张百春译）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选自Т.И.奥伊泽尔曼：《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莫斯科，2002。
[3]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参见《康德文集》，俄文版，第4卷下，114页，莫斯科，1965。
[4]费尔巴哈：《关于我的哲学自传的片断》，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第1卷，268页，莫斯科，195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8]同上书，416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接下来的广为人知的结论性的论点说道：“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在这个论点中，对哲学的否定不是被归结为否定唯心主义及其不可避免的宗教基础。
哲学是作为一种不为必要的改变（自然是革命性的改变）社会关系的事业服务的理论而被拒斥的。
当然了，如历史经验所证明的，这是对经常服务于对社会加以革命改造的事业的哲学的极为片面的理解。
至于说哲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那么这当然不能看作是哲学的罪过，就像不能归罪于认识并解释现实的一般的科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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