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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社会是一个人工创造物，是约束天生的自私自利、以部分放弃自由为代价给所有人提供安全保障的一种立法制度。
依浪漫主义者的看法，这确实是工业社会的真实写照，但是它不符合人性的需要。
人类的自然命运是生活在一个不是以消极利益纽带为本，而是以同别人交往的独立、自发的需要为本的共同体中。
在每个人同整体自由地融为一体的社会里，强迫和控制是不需要的。
马克思借鉴浪漫主义者对当时社会的看法中的破坏性部分，来证明他的异化理论和金钱力量的理论，以及他相信的未来的统一体，那种统一体里的个人把自己的力量直接当成社会力量。
他所抨击的社会各个方面，就是浪漫主义早已注意到具有破坏性后果的那些方面：人受自己的精力和技能的主宰，具体说受不可名状的市场规律的主宰；金钱的抽象暴虐统治；无情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
“人权宣言”
中包含的自由权允许个人在不损害别人的限度内为所欲为，这种自由权在马克思和浪漫主义者眼中一样，是受消极的自利纽带支配的社会的标记。
不但这一点，而且连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主要特色，也是从浪漫主义者那里转借来的。
马克思的基本原则是，个人和人类之间的一切中介都要停止存在。
这原则适用于个人与同代人之间构成的一切体制，不论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例如民族、国家和法律。
个人会自愿而非强制地同共同体融为一体，冲突的根源会消失。
消灭中介形式并不表示破坏个性；相反，正如浪漫主义者认为，恢复有机联系同时就会恢复个人生活的真实性。
目前的事态是，个人被扯离开共同体，受到不可名状的制度的奴役，被剥夺了个人生活，不得不把自己当成纯粹的物件对待。
工人把他的全部努力看成存活的手段，而他的工作的创造性部分则同他异化；他个人的品质和能力表现为像其他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商品。
资本家丧失自己的人性，方式虽然不同，却同样有害：他作为金钱的化身，不能主宰他的行为，而必须做市场叫他做的事，不论他的意图是好是坏。
在社会鸿沟的两侧，随着个人变成异化力量的奴仆，人性灭绝了。
消灭资本主义不等于压抑个人以抬高共同体，而是使两者同时复兴。
但是，马克思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一致不过是部分一致。
古典式的浪漫主义是梦想靠恢复过去的某种理想化特色达到社会统一：恢复中世纪的精神和谐、田园风的“阿卡狄亚”
（Arcadia）[4]或未开化人的幸福生活，他们不知法律和工业为何物，乐于和部落融为一体。
这类怀旧之情当然正是马克思观点的反面。
虽然他表现出浪漫主义的一些迹象，相信未开化人的幸福，但这种迹象不多，也不重要，而且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提过人类可以或应当返回原始生活方式。
不是靠破坏现代科技或求助于尚古主义和乡陋愚昧来恢复统一，而是靠技术更进步、靠迫使社会尽最大努力完善它对自然力的控制。
不是靠后退到过去时代，而是靠增强人类支配自然的力量，我们才能抢救原始社会中有价值的东西：这个过程是一种螺旋线，包含目前制度的最大消极性。
机器的破坏性效果不能靠消灭机器来矫正，而只能靠改进机器。
因为未来的统一不会是靠舍弃社会发展的成就获得的，而是靠进一步的社会发展获得的，所以那种统一要存在于整个人类当中，不存在于像民族或村落之类的传统形式中。
许多浪漫主义者看成是有机生活范例的民族共同体，已经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正在瓦解，因为资本主义把对它自己扩张没有用的一切都要扫除掉。
工人没有祖国，资本也没有祖国：在时代的大冲突的双方，爱国主义已失去中肯意义。
为了政治目的或其他短期目的，或者为了说明保护主义政策有道理，可以充分利用民族主义，但是在世界性资本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觉悟的无情压力之下，它的力量逐渐衰微。
从这个观点看来，旧传统的破坏者——资本也在为新社会扫清道路。
第二，根据马克思的乌托邦的这一重要特色来看，马克思和浪漫主义者不是一路人，这是由于所谓的浮士德—普罗米修斯动机——一种有力的影响，它至少在某些方面是浪漫主义的对手。
这种动机很难说属于个别思想流派：它出现在各种哲学派别中，包括新柏拉图主义的一些组成部分中（人为万物之首），还出现在马克思所熟悉的卢克莱修与歌德的著作中。
在布鲁诺和其他文艺复兴运动作家的著作中也见得到，马克思把这些人看成是已实现的人性的典范，是多才多艺的巨人，他们克服了分工造成的孤陋寡闻，不但吸取了那个时代的全部文化，而且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推到一个高水平。
马克思思想的这种倾向，在他女儿的“意见调查表”
中表现得很清楚——喜爱的诗人：莎士比亚、埃斯基鲁斯、歌德；喜爱的英雄：斯巴达卡斯、开普勒；幸福的概念：战斗；最憎恶的品质：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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