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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我们应该共同思考，我们应该一起探寻真理！
哪种需要——以及哪种与这一需要具有亲和性的价值——我们觉得更可取？我知道两种需要都应该得到满足，因为那是一种调节性的理念。
但是，此时此地，两种需要不能都满足。
因此，我们要共同决定我们应该选择哪种需要，以及哪种需要更重要，我们要满足它！”
每一个人作为合理性的存在者来参与民主的哲学价值讨论。
在这场讨论中，人们无须声明他们的需要，而是表明与其需要具有亲和性的价值。
在论证的过程中——但是只有那时——参论者必须把自己的价值从其需要中抽离出来，通过这种方式在哲学价值讨论中制定出责任原则。
更确切地说，他们必须把自己的价值从自己需要的所有特殊性的事物里抽离出来。
那是他们的义务。
与此同时，在所有价值讨论中，他们同样有权利抽离出一种价值是如何与另一个人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更确切地说，有权利抽离出在他人的需要中的所有特殊性的事物。
然而，同时，人不仅仅是合理性的存在者。
从哲学价值讨论的视角来看，他们当然是合理性的存在者，但是他们还作为不可分割的个人参与其中。
作为不可分割的个人，坚持自己的权利不是他们的义务。
因为对他人需要的满足是激进乌托邦的一种价值理念，而既然这一理想给每个人都施加了一种调节性的理念，那么我们就能预设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可以把调节性的理念理解为构成性的理念。
因此，人们能够预设人之所以赋予一种价值优先权是因为它与他人的需要而不是与自己的需要具有一种亲和性。
这种态度不是哲学的价值讨论的前提，它也不是民主的个性的一部分——它描述的是好人的特征。
然而，毋庸置疑，在间接的（mediated）人类关系中，善——和爱——并不是通常的基本态度。
制度化的哲学价值讨论形式当然适合于这种间接的人类关系。
实际上，不能想象任何社会大多数的人际关系都不是间接的。
人们通过他们具体的个性被牵涉到非间接的（ued）人类交往中：他们不是作为纯粹合理性的人，而往往并且必然作为个性的整体而牵涉其中。
因此在这种情境中，人既不能抽离出他们自己的也不能抽离出他人的个体性。
这种个体性始终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即使在与人的类的自觉的关系中，它也包含着个体特性以及个体观点的独一无二。
在这样的关系中，相互关联的需要始终是一种质的（qualitative）需要。
与这些需要体现出亲和性的最高价值往往是他人，他人的独一无二。
不存在关于非间接的人类关系的哲学价值讨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它们有一部分是非制度化的，而且有一部分关切的不是关系本身的价值，而是其他的价值。
因此，这里不存在权利和义务：友谊和爱不是权利也不是义务。
在直接的人类关系中，对他人需要的承认和满足同样也是构成性的理念。
其停止的那一刻就是关系本身解除的时候，但是即使这种情况发生，一场哲学的论证也是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的。
一种关系的崩塌意味着我们让一种需要遭遇了需要的匮乏。
对于“我需要你”
，我们回复道：“我不能满足你的需要，因为我这里不再有任何需要。”
任何其他的论证都是虚假的，因为它将不过仅仅是合理性化。
非间接的人类关系屈指可数，但是这些恰恰是人类生活中基本的关系。
因此，我们把激进乌托邦构想成那样一个社会，在人类最基本关系中作为构成性理念的两个方面之上，善的理想获得了实现。
这些关系就是——包括自由选择的共同体中的友谊关系——其中善的价值的实现变成了人的第二性。
这里由善的理想构成的个性不仅仅是一种民主的个性：它已经是一种道德个性了。
（3）作为我们激进乌托邦第三种理想的起点，我们选择完善自我的义务。
这是在马克思的价值等级中占据最高位置的价值：人类的丰富。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对异化扬弃的前提就是人的类与个体的同一；因此，“人类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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