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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原因，正如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历史所表明的，国家社会主义成了试金石。
已有好几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理论家没能通过这一历史考验。
由此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我们谈论社会主义革命时，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一问题并不是抽象地提出的，因为在这方面基本的原则与设想已相当清楚了。
这里说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迄今为止的具体发展，是迄今为止的革命所遇到的具体问题。
这里说的是对迄今为止的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评价。
与这些问题相关，意识形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抑制了对现实进行清楚的、批判的和公正的分析。
这一意识形态活动方式的根本特征是什么？
根本的错误和历史失误就在于，第三国际后期，强迫人们接受这样的观念，即认为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因而也是共产主义第一发展阶段的实现，而且在这一条件下可以也必须实现所有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和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东西：计划经济，限制甚至取消市场、商品货币关系以及所有生产资料（细小的和大型的）私有制。
国家社会主义被当作是业已发现的关于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不是革命和历史转变发展中的最初的、不发达的或本身是不充分的阶段。
这种立场和观念的意识形态性质正在于此。
这清楚地表明，它不是那种无论在分析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时都同样重要和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方法。
这种意识形态性是由社会越来越强化的官僚制造成的，对官僚制来说，批判的思想总是不受欢迎的、不舒服的和危险的，从这种意识形态性质出发，提出了一个必须遵守的命题：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社会主义中不再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思想和方法，而转变为“教育的”
！
随之，也产生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顶峰的其他美景：社会主义社会中消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强化阶级斗争和国家，国家所有制等同于社会所有制，只存在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概念，艺术只有一个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有资产阶级文化都是颓废的。
这里我们不去列举其他许多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共同之处的东西，例如，实现了生产资料完全的国有化或集体化，社会主义就建成了，历史地实现了。
那时曾经确定了进入共产主义的具体日期，由此，这种官僚制的思维，尽管也装扮成马克思主义，但却陷入了建立在初等数学基础上的理论计算的不可容忍的浅薄。
所有这些已经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了，而这些意识形态化了的思想都来自一个根本的错误：把国家社会主义结构等同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实现，因而设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建设只要通过国家社会主义机制的机械的、有机的发展，而不是对它的克服，就可以实现。
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社会主义概念的批判态度，表明了他们思想的深度和远见。
对他们来说，十分清楚，雇佣关系和经济政治异化的根本问题是不能靠国家社会主义来解决的。
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的历史使命。
如果我们要真正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分析，也就是说，要执行和实现工人阶级的解释和开始实现更自由的、更人道的和更团结的社会共同体，那就要提出一个问题：如何能保证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劳动解放的革命进程？
当然，如果不具备起码的基本历史条件，即使最好的愿望也不会实现。
正如我们所见，在不发达和相对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国家社会主义迄今为止一直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迄今为止在这些制度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必然的。
然而，当革命过程只能以此为起点时，应当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如何将之继续发展。
革命的力量面临着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是，非马克思主义地把社会关系的这一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宣布为马克思设想的实现，而它向更高阶段（发达的和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在于通过运用生产资料国有化而使这一制度强化。
这样的历史结果根本不是马克思的自由的和人道的设想的实现，根本不能成为当代人类为新型社会关系而斗争的任何典范。
我在自己的其他著作中已指出[11]，对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和官僚国家主义社会关系的分析，其落脚点只能是这样的论断，即在经济方面国家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几乎是同样的体制。
正因为这一点，由于工人阶级的异化的存在，这些体制通过强化集权的和垄断的特权，可能转变为比许多资本主义体制更糟的可怕的怪物。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社会现实必须持彻底的批判态度，努力使之尽早克服。
如果我们按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思考和行动，那么历史地提出的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在还不能马上克服和超越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中，努力创造许多历史手段，以导致工人阶级首先在经济关系中的控制，以及实现自由的民主的社会气氛，它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社会所有制和联合为基础，而不是以私人利益为基础，促进自由个体的发展。
这些过程不仅在上述不发达国家中，而且在相当发达的国家中也将是各种各样的。
在不发达国家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到那时为止的传统、社会内部的冲突（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等），也取决于领导力量的艺术和能力，以便尽可能现实地估量自己的可能性，不要强加给社会它所不能承受的组织形式。
正像几乎在所有的情形中表明的那样，正是由于上述不发达性，资产阶级的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只是纯粹的幻想和某些抽象民主原则的奴隶，正如普遍国有化是类似的意识形态成见的奴隶一样，因为在这种国家垄断的条件下，社会还无力改变为数众多的小手工业者、小农和中农、商人和工业者。
恩格斯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甚至在发达国家中也必须首先实现工业和农业中的主要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其他的则要在发展过程中根据可能性加以实现。
[12]
在发展的最初一些阶段中，革命力量必须实行主要的、最大规模的生产力的国有化，以免它们在私有者手中会为反革命服务，同时也要改变国家的压迫机器。
然而，在这一阶段中，依靠国有化还不能实现经济的活力和满足许多的、各种各样的以及细小的人的需要，其中包括日常生活的需要（各种手工业的、商业的服务，物品的多样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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