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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意识到这个任务并努力去完成，这是由人的生命本身、由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本能”
所决定的。
这不是一个“科学”
的或者说“理论”
的问题，而是一个基本的生存或“求生”
的问题：“这不仅是为了实现自主活动，而且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
[18]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基于人的感性生命的自我肯定法则，一个人本学的真理：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人的第一要义，把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目的加以实现的人的生存意志和生命强力是任何社会制度都不能从根本上阉割或泯灭的。
差不多与马克思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哲学家叔本华、尼采和柏格森都着力探索了人的生命现象，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人的生命的性质。
叔本华强调了人的“生命意志”
高于理性知识，指出人的意志是人的最后根据和最高本体；他同时从基于人的意志的欲望不断的生灭中，得出了悲观主义的结论。
尼采借助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这两个形象，弘扬了人的非理性的生命活力，以“强力意志”
为人的生命确立了意义和目的；但追求“强力意志”
的人的生命并未能获得丰富的社会内涵。
柏格森把生命的“冲力”
规定为与物质相反的宇宙的根本力量，凭借这一力量宇宙才呈现为生生不息的创化发展。
生命哲学在柏格森手里泛化为一种宇宙论，生命的地位不可谓不高。
但正因为柏格森也只是从生理机能的角度解释生命现象，而又把生命现象直接等同于宇宙的流变进化，所以，他的生命哲学实质上是一种“自然的精神主义或者说精神的自然主义”
。
说得简单一些，上述三位哲学家的哲学都可以归结为生命意志论。
人的生命意志固然是人基本的生理—心理能力之一，但这种能力同时也是社会地历史地形成的，并且与人的理智和情感处于互相制约互相转化的关系之中。
人的生命意志事实上只能首先表现在为生存需要所引导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并因而受制于生产活动的方式和人们通过生产活动建立起来的各种社会关系。
正因为如此，人的意志才不能随便转移人类自身的历史。
所以，马克思认为，上述任务能否完成，却不仅取决于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要、意志，而且取决于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实际的能力，一旦人们的实际能力发展到能够自由地从事各种活动并自由地缔结社会关系的程度，个人屈从于分工或人与其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的疏离，就会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无可置疑，处于互动之中的个人总是有差异的，无数的个人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也不可能达到与每个人毫无矛盾的一致，个人与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的矛盾的发生和解决，将是一个不断向前推移着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
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
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19]人类的历史就是个人的生命力量、生命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个人的主体性的发展，而个人的这种发展，却必须以个人介入其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的发展作为形式。
马克思关于“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
的论断，既解决了个体与一般的普遍的“人”
或“类”
的关系问题，又回答了“从人出发再回到人，或者从个人出发能否再回到个人”
的问题。
表面地看，个人与人类的关系问题，只是一个个别和一般、特殊和普遍的逻辑关系问题。
似乎只要懂得一般和普遍存在于个别和特殊之中，个别和特殊又是一般和普遍的表现，就能解答个人与人类的关系问题了，当然，辩证的逻辑方法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是有帮助的。
但是这种帮助又是有限的。
因为人具有不同于任何事物的独一无二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既丰富繁多，又流动变化。
从生物学上说，人是以个体的生命形式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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