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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瓦岱、巴里巴尔、德里达等思想家有这样的认识，而且20世纪的另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想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在1933年发表的《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一文中已经提出了如下的见解：“我觉得，在马克思出现以后的时代，认真研究马克思应当是每个抱严肃态度的思想家的中心问题，掌握马克思的方法和成果的方式和程度决定着他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
[63]在卢卡奇看来，他自己的一生就是不断地解读和领悟马克思著作的一生。
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1946）一文中曾经指出：“不管人们以何种立场来看待共产主义学说及其基础，从存在的历史的观点看来，对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的基本体验已经在共产主义中确定不移地说出来了。”
[64]正是海德格尔告诉我们，共产主义学说在存在的意义的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肤浅的学说，它说出来的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话语。
在这里，海氏的见解与那种把共产主义称之为某些人蓄意制造出来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世俗之见相距是何等之远！
在同一封信中，当海氏论述到“无家可归”
（Heimatosigkeit）是忘记存在的标志的见解时，又指出：“无家可归正在成为一种世界命运，因而按照存在的历史来思考这一命运是必要的。
马克思所认识到的人的异化，尽管这一认识在一个本质的和重要的意义上来自黑格尔，在现代人的无家可归中有其根源。
这种特别被存在的命运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和通过形而上学而激起的无家可归，同时也在形而上学中被掩蔽起来了。
因为马克思通过对异化的体验而达到了一个本质性的、历史的维度，所以马克思的历史观优越于其他的历史观。
但据我看来，由于胡塞尔和萨特都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都没有达到可以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一个创造性的对话这一维度中。”
[65]在这里，海德格尔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异化的领悟而具有比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更深沉的历史内涵。
即使是主张用存在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萨特，也坦然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远不是已经枯竭了，它还年轻，甚至还在童年，似乎刚刚开始发展，所以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那些历史条件还没有被超越。”
[66]毋庸讳言，萨特关于马克思的哲学依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的见解是深刻的。
它启示我们，只要马克思所论述的那些历史现象还存在着，那么它的学说就是不可超越的。
与萨特同时代的阿尔都塞，虽然并不赞同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在肯定马克思学说的伟大意义和生命力这一点上，他和萨特并没有什么区别。
阿尔都塞在其名著《保卫马克思》（1965）中开宗明义地宣布：“历史已经把我们推进了理论的死胡同，为了从中脱身，我们必须探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67]在阿尔都塞看来，当时法国的理论界只有返回到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尤其是他的哲学思想中去，才能摆脱已被某些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解释者错误地导入的那处理论困境。
我们上面的论述只是为了表明，肯定马克思的学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并不是少数理论家的主观愿望，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感觉和要求。
而为了维护马克思哲学的声誉，我们必须从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了的教条主义的模式中摆脱出来，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上重新理解马克思。
二、重新理解马克思是客观的历史要求
只要认真地考察一下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史，深入地了解一下当今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氛围，我们就会发现，重新理解马克思并不是少数理论家的主观臆想，而是当今生活世界的客观要求。
首先，重新理解马克思正是马克思本人的要求。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世时，他的学说已经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曲解。
就马克思的批评者而言，或许我们只要举出俄国学者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就够了。
当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于1867年问世后，各国的资产阶级学者先是用沉默的方式试图置它于死地，这种方式完全失效以后，他们又对《资本论》滥加批评和评论。
米海洛夫斯基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的代表。
他在1877年10月发表在《祖国纪事》上的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先生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中，对《资本论》作了错误的理解和解释，特别是把马克思在分析欧洲社会（尤其是英国社会）的历史发展状况时所得出的结论不加分析、不加限定地推广到所有的国家中。
马克思读到这篇文章后，立即写信给《祖国纪事》编辑部，对米海洛夫斯基的这一错误见解提出了如下的批评：“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
但是我要请他原谅。
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68]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演化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不同历史环境中的相似的事件完全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
马克思的这封信虽然没有寄出，但充分表明了他希望自己的批评者能够正确地理解自己的强烈的愿望。
所以，当《资本论》的另一位俄国的批评者伊·伊·考夫曼在《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载《欧洲通报》1872年5月号）中准确地叙述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后，马克思在写于1873年1月的《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不仅引证了考夫曼的一长段话，而且很高兴地加以肯定。
[69]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多么渴望来自批评者的正确理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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